《容我世說－張翠容》西與東：從杜圖到甘地的非暴力抗爭遺產

　　《容我世說》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以南非主教杜圖的逝世，為我們帶來傷感的句號，特別
於暴力隨著極右勢力崛起在全球有回歸跡象的此刻，杜圖為世人留下非暴力抗爭的遺產，更顯珍
貴。他作為羅馬教廷的一員，慢慢建立起一套「兄弟情」（Ｕｂｕｎｔｕ╱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神學，成為打破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有力論述。
　
　　杜圖指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別人的平等相待。他勸導會眾說，上帝的愛實在是太大了，
當中也包括愛我們眼中的敵人，因此，祂並不會局限於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不會分享我們的仇恨
。
　
　　當面對白人會眾時，杜圖會強調神學和《聖經》中的啟示，指出平等相待乃是上帝要求我們
的相處之道，因此種族隔離政策絕對違反上帝的旨意；在面對黑人會眾時，杜圖則安慰他們說，
上帝永遠站在被壓逼者的一方，並必定解放他們。但他也鼓勵他們要「愛鄰舍」、相信非暴力抗
爭的力量，更重要是追求與敵人的「復和」，這樣真正的和平才會到來。
　
　　從杜圖我不其然想到印度的聖雄．甘地，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一樣成為後世抗爭運動的範式。
甘地最具感召的力量，就是他從不對政敵口出惡毒之言，絕不咒罵與侮辱他人。
　
　　如果杜圖的非暴力抗爭神學論述很符合西方人的思維，那麼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則非常東方，
是一種內化的生活理念，這與印度教哲學有密切關係。如果要深入了解甘地精神，可能真的要對
印度教文化精神有點認識才行。
　
　　甘地是位素食者，過著尤如苦行僧的生活，這樣人便可把欲求降至最低，達致心靈和諧，不
易發怒，遂可把怒氣轉化為能量，讓內心的沉默與平靜成為一種更有效的抗爭力量來源。換言之
，印度教中的最樸實生活方式，結合到抗爭運動去，就是用清明的心靈去觀照社會上的不公不義
，從而產生感召。
　
　　甘地的抗爭與杜圖一樣具宗教情操，他的一言一行，緊隨印度教教義。他作行動決定之前，
必進行內觀，即讓心平靜下來，並釋除「自我」，不致偏執。他的信念在於
Ｓａｔｙａｇｒａｈａ，Ｓａｔｙａ，英語譯成「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ｃｅ」，意為「精神的力
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Ａｇｒａｈａ則意指溫柔有禮的堅持，絕不靠羞辱與散
播仇恨。他披著土棉布巾、雙手合十，以及一對赤腳，成為啟發後人的謙卑精神象徵。
　
　　沒錯，甘地的確以苦行作為修身的重要手段。中國《禮記》的《大學》篇指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首先就是修身，甘地也強調這點，他說：「只有當我們自身不斷淨化時，才能制止戰爭、
貧困不公……」。因此他對自己有嚴格要求，他定期守齋、把自己的財產和金錢奉獻出來、並放
棄顯赫的職位。
　
　　他的非暴力精神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他以「苦行」作為鬥爭手段，因為非暴力最本質
的條件就是自覺忍受痛苦。非暴力並不是指屈服於惡者的意志，而是指運用一個人的全部靈魂力
量來反對壓逼者的意志。
　
　　有好些人質疑甚至恥笑非暴力抗爭的成效，認為是痴人說夢。不過，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切諾
韋思（Ｅｒｉｃａ　Ｃｈｅｎｏｗｅｔｈ）通過對二十世紀數百場運動的研究發現，和平抗爭不
僅是個道德的選擇，也是改變世界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此外，她在數據中
亦發現，當有超過人口３﹒５％的民眾堅持不斷參與和平抗爭時，便更有可能帶來重大的政治改
變，而此一發現成為後來知名的「３﹒５％定律」。
　
　　切諾韋思把研究結果總結成書，名為《和平抗議何以有效：非暴力衝突的策略邏輯》
（Ｗｈｙ　Ｃｉｖｉ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Ｎ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對世人有相當大的啟發性
。可是如今再次面對衝突此起後落的局勢，重看這書，想起杜圖和甘地，令我百般滋味在心頭。
《資深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　張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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