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來中國CPI、PPI等物價指數低位運行，使得GDP的名義增速低於實際增速。究其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內需有待進一步提振。從海外經驗看，低利率的環境下，為了提振內需，貨幣政策面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財政政策發揮更多作用。在實踐中，日本、美國在財政強度、可持續性方面有哪些差異？最終的經濟表現有何不同？這對當前中國經濟脫離低通脹有哪些啟示？本篇報告對此進行分析。
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陷入流動性陷阱，1993年開始提升財政政策的力度，經濟短期回升，但是政府債務高企。債務擔憂之下，日本財政轉向，開始縮減財政赤字、提高消費稅稅率，疊加東南亞金融危機蔓延，1997-1999年日本經濟再度衰退。日本不得不轉向擴大公共投資、降低所得稅，但是在2001年小泉政府上台後有所收緊。總之，在泡沫破滅的前20年，日本積極財政政策有反復，經濟恢復艱難。2012年底，安倍政府上台，擴張性財政政策推進後，面臨債務風險化解，安倍政府並非一味收緊財政，而是配合經濟增長戰略實現，比如激勵企業研發、出海等。2012年之後，日本的GDP保持6年正增長，企業的經營業績也有所改善。
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美國大幅提升財政力度，推動經濟較快復甦。僅在2020年，美國五輪財政救助的規模就達到3.9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18%左右。在經濟好轉、疫情消退後，2022年3月美聯儲開啟加息進程，雖然貨幣環境趨緊，但是2023年的美國經濟展現韌性。究其原因，財政再度擴張，對於經濟增長給予了強力支撐。如果基於疫情前5年的線性趨勢預測GDP，並與實際的GDP對比來考察經濟恢復，截止2023年底，美國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消費、投資等分項都回到了疫情之前的增長軌道。也就是說，疫情對美國經濟的疤痕影響近乎消除。
1998至2000年中國曾經陷入通縮困境。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財政從「適度從緊」轉向「積極」。1998年7月，決策層決定實施旨在擴大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特別國債、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措施穩增長。積極財政從1998年延續到了2004年，直到經濟企穩後退出。從1998到2004年，中國持續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累計安排國債項目資金8643億元，並拉動銀行貸款和各方面配套資金等逾2萬億元。在財政推動下，物價止跌回穩，經濟實現恢復性增長。
鑒往察今，提振需求需要財政方面更積極，可從以下方面推進：
首先，適度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如果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當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合計佔GDP的比重可能要提升3個百分點以上，今、明兩年仍可以增發萬億國債。
其次，支出用途方面，穩定舊動能、發展新動能。在房地產上，中央財政可以適度擴大支出用於存量商品房、已經出讓閒置土地的收購。在新動能方面，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可以通過財政支出的傾斜來加快推進。此外，可以加大財政補貼釋放設備更新、消費品以舊換新等增量需求。
最後，優化化債方案，凝聚宏觀政策合力。未來的債務風險化解要從「債務控制」向「增長中解決」轉變。
風險提示：對資料理解不到位、政策不及預期。
《海通國際Ａ股首席策略分析師 荀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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