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投資機遇

　　踏入7月份，環球市場一直擔心内地工業增長是否已經見頂，加上近月在宣布人民幣匯率改革和發生富士康事件後，投資界特別關注内地薪資和成本加速上升會否加速經濟轉型的進程，更希望從中透視當中的投資機遇。
 
　　筆者雖然主要負責投資銀行的工作，但若有特別有意義的研究議題時，也會積極參與和推動相關的研究。

　　自5月開始，筆者與不少國際機構投資者一起進行研究過，在現有「中國經濟轉型」的形勢下，大家對以下這類題目的興趣特別濃厚:

 
　　（１）人民幣升值預期下,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內涵;
　　（２）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代是否已經結束，下一步該如何？
　　（3 ） 經濟結構調整後，戰略性新興行業的興起、發展趨勢和投資機遇;
　　（４）投資銀行能扮演甚麼角色以促進能源產業轉型升級？
 
　　爲了讓更多朋友了解經濟轉型期中的投資機遇，筆者決定作爲召集人，協助中國高校聯金融協會和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在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中午12：30 – 2：30 pm聯合主辦一個名為「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投資機遇」研討會。地點在香港中環中國銀行總行大廈11樓會堂，希望各界朋友都能來參加。屆時，我們也會邀請國家發改委和另外四位業内資深專家分析不同的觀點。下期筆者也會和讀者分享當中一些特別的投資理念。
 
　　站在筆者的立場去看，近期加薪潮席捲內地，富士康事件令企業備受壓力，部分企業已調高工資約20至30%，但加薪令企業進一步削減毛利，陷入經營困難的窘境。大幅加薪，對內地製造業造成很大衝擊，對部分企業來講，員工的工資和食宿福利佔整體開支成本約四成。
 
　　中國勞動成本上升成為必然趨勢，企業必須以其他方法積極應對問題，例如減少勞工密集式生產及人手依賴，增加機械化及自動化生產；減少生產工序，或將部分生產基地遷入內陸地區。企業轉型或提升水準已成定局。
 
　　內地物價近年急升，工人工資追不上通脹，只是導致工潮的其中一個原因；其次是工人開始追求工資以外的福利，例如一些農民工到其他省市打工卻沒有戶籍，得不到應有福利，工資亦相對較低等等。
 
　　中國出口重地之一的珠三角的製造商一直忍受著「加薪潮」壓力。2001年以來，最低月薪已上漲逾一倍。另外，近十年，中國獨生子女政策顯現出滯後效應，導致20歲至39歲年齡段人口（製造業中堅）減少逾五分之一。同時，大規模刺激支出使得中國經濟暫時沒受到出口下滑的嚴重影響。
 
　　勞工問題暫時出現在大型品牌企業中，緊隨其後的是大型非品牌企業，中小企暫未受到波及，但情況持續的話亦難以倖免。廣東5月起調高最低工資，不少企業剛剛加薪，據稱工人也不好意思那麼快要求再加薪，但幾個月後情況就會不同。在利潤減少下，除非將部份成本轉嫁給買家，否則企業難以生存。
 
　　問題是有多少買家願意跟代工一起分攤成本，最終導致的結果可能是訂單減少。但如果不加薪，企業就要面對大量工人流失，影響生產效率。因此加薪與否都會陷入惡性循環。
 
　　對於如何應對今次加薪潮，不少企業已經考慮將部份較需要勞工的工序外判，甚至改為自動化生產以節省勞動成本。但此種做法短期內投資大，廠房內遷亦是一個考慮。而且從長遠來說，這並不能解決問題，難保幾年後內陸地區的工資水準會與沿海一樣高，難道屆時港商又再搬遷，變成遊牧民族？
 
　　作為全球化經濟體系裡最大的工廠，內地生產條件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內地之所以成為「世界工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30餘年，國家一直利用優惠政策招商引資，通過吸引全球的資金、技術、知識與人才，來推進內地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前進。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的大趨勢，為內地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助力。
 
　　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大體穩定、國力節節高升，政府主導了國家的前進步伐。改革開放政策的巨大成功當然不是沒有代價，由於當年國大民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了理所當然的策略，環境保護與工人權益則不是最重要的考慮點。
 
　　中國作為面積與人口龐大的國家，必須採用漸進式改革，使國家能夠穩健地發展。漸進式改革除了不斷強化執政能力，也需要外部社會的認同與配合。正是這個原因，內地加薪事件，值得各方認真審視。

　　這不僅僅是中國內部問題，也涉及了國際資本流動、全球貿易結構、跨國產業鏈條組成等因素。這也會影響中國勞動市場的供需、產業升級對就業市場的效應，以及社會的穩定。現在政府採取的應變，不僅會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會對世界經濟走向產生衝擊力。
 
　　「牽一髮而動全身」，當沿海城市外企陸續加薪，各地政府先後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影響所及是全球的「中國製造」產品隨時加價，有人會憂心此舉可能引起世界性的通脹危機。中國長期以來憑低成本和低價格的產品遏制全球通脹，但工資上漲必將影響中國廠商提高產品價格，這意味著中國廉價時代正在結束。如此一來，諸如衣物、鞋、生活品、電腦、手機等都要加價，令全球掀起通脹壓力。

　　雖然這種通脹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現，但廠方可通過將生產線移至越南等其他低工資國家來紓緩。反過來，大幅加薪也會導致企業以裁員平衡支出，造成失業率上升。
 
　　內地有號稱「八億農民」的特殊國情，推遲了中國加薪潮的來臨，但這正在成為歷史，因為三億「農民精英」已變身為「農民工」。換言之，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正在從「農業大國」向「半工半農」轉型。「加薪降效」將會是趨勢，涉及人力成本與利潤、工人與製造商、以人為本與高速增長三大矛盾。在執行新的最低工資之前，製造業工資已較2009年水準出現兩位數漲幅。廣東更是最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七省份之一。
 
　　如果中國對經濟加大再平衡力度，即進一步減輕對出口的依賴，轉向擴大內需，那麼出口重地的「加薪」就不可避免。對企業來說，他們必須做好準備，迎接更高的薪資要求和更低的利潤率。「加薪降效」是中國發展同樣無法避免的代價，提升不同產業的含金量、經濟轉型發展也是無可避免之路。

 
「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投資機遇」研討會

時間：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中午12：30 – 2：30 pm

地點：在香港中環中國銀行總行大廈11樓會堂

有關研討會座位必須預先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費用全免

報名請回復: info@cuaafa.org 或致電2893 5449　劉先生

詳情請登陸協會網站：www.cuaafa.org

 
歡迎各界朋友前來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