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就是包袱、負擔」，這是改編自「康橋之家」院舍虐老真實事件的電影《白日之下》的一句令人沉重的對白，道出了當下「壽則多辱，老則該死」的社會悲歌。在2016年媒體一系列的偵查報道，揭發了香港殘疾與安老私人院舍非人化對待院友的事件，喚醒了社會大眾對於資助宿位不足和政府監管不力，致私營院舍有恃無恐的關注。七年過後，適逢電影上演，再讓社會大眾叩問：這些制度缺失是否有所改變，還是問題仍舊存在，白日之下無新事？

　　根據社署的最新數字，嚴重及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的最新輪候時間與7年前相比，情况並未見明顯改善，弱智人士輪候宿舍的時間動輒十載，私營院舍人手比例仍然緊張（註1），不禁令人慨歎反思，如何才能讓「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體現尊嚴自主？

反思醫療模式的院舍照顧

　　誠然，沒有人會忍心將親人送進院舍，離開熟悉的社區過著失去自我的非社區生活，這往往都是逼於無奈的最後選擇。賽門‧賈勒特（Simon Jarrett）最新的著作《白痴的歷史》（註2）便指出，現時強調集中、院舍化的長期護理模式並非約定俗成，相反在18世紀以前，智能障礙者往往被視為社會群體中的一份子，雖有可能遭受欺負與矇騙，但卻無阻他們自主參與社區，在社區平等自由生活。只是到了19世紀，受「啟蒙理性」驅動及醫學霸權興起，原本與社會共存的這群人，卻被當作為無法履行公民權、無法參與經濟生產、威脅社會秩序，與犯罪劃上等號，更甚在優生學出現後，成為應當被消滅的對象。自此，他們就被遷至機構收容，處於監督和監護權制度下，完全脫離社會，逐漸凋亡。由此可見，在院舍、收容所這些制度被建構前，智能障礙者其實一直是受到社區承認和支援，而非以機構化作為一種懲罰性的手段或解決方案，故殘疾及智障人士在社區實現自我，過著尊嚴自主的生活非遙不可及、天方夜譚，而是被歷史紀錄的真實。

　　當然，在缺乏強大社區支援網絡及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的香港，院舍化的照顧模式仍是很多照顧能力有所限的家庭的所需，完全去機構化亦不是對症下藥，在繼續推動完善宿位規劃和服務質素之外，促進社會觀念的轉變，以「同理心」、權利的角度看待殘疾及智障人士也是我們需正視的地方。

以「同理心」重新思考共融

　　一直關注私營院舍服務的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曾撰文，促請我們反思社會太重視「福利」和「保護」，而忽視「權利」與「保障」。他呼籲我們需要改變視角，相信「能力不同」而不是「能力高低」，讓每個人包括殘疾及智障人士都能按照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開發自己的潛能和興趣，做適合自己的事，而不是要硬將一套規定的標準加諸於他們，只視他們為「被幫助的人」，不斷要求他們遵循規範（註3）。

　　正如《白痴的歷史》所言，踏入20世紀下半葉，在去機構化的呼聲下，社會模式的社群照顧漸被重視，許多身心障礙者都已搬出了收容所，重回社區。而言，作者強調這種回歸社區只是半接納，這群人仍需面對官僚體制和社會政策所構築的無形收容所高牆，要接受我們加諸在其周圍的限制和約束，要他們力證人格和才能才會被承認為一份子。因此，我們仍需移風易俗，改變觀念，建立讓大家百花齊放的土壤，令社會展現充分的彈性和適應力以包容所有成員。

　　院友遭受非人道對待、尊嚴被踐踏，是制度缺失，也是同理心消失的後果。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在《終結壓迫》一書便指出同理心（或缺乏同理心）是歧視和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基礎。她在書中寫道：「阻止人們產生同理心的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對他人的非人化行為。因此，非人化和同理心密不可分。藉由同理心，我們不僅學會從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而且學會感知和同理他人的感受和痛苦。」（註4）但願，我們都能培養並擴展「同理心」，消除「非人化」的意識和行為，共構共融空間，讓殘疾及智障人士體現尊嚴自主，自在地過活。

　　其實，香港有不少社企和社創項目一直以來都在社區為殘疾及智障人士提供多元化的訓練及工作機會，藉此賦權並讓他們實現自我，促進社會共融，以消除一切不平等的空間。儘管我們活在這麼不完美的世界，人類還是有絕對完美和圓滿的概念，也正是不同的前人相信世界可以變得更好，所以世界才能持續創新、發展與進步。走在社創路上，願各位能相信更好，創造更好。

註釋：

1：根據明報當年的系列報道，截至2016年中，殘疾人士如果需要入住院舍，嚴重弱智人士及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的最快獲編配的等候時間，分別需要14至16年，及8至13年。社署回覆指，2022/23年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平均輪候時間為171.1個月，即仍要約14年，輪候時間較上一個年度增加逾1年半，至於中度弱智人士的輪候時間則為154.1個月、即還是要近13年，較上年度增9個月。

2. 賽門‧賈勒特Simon Jarrett《白癡的歷史18世紀至今世人如何看待智能障礙者》

3. 張超雄、盧浩元：智障人士權利的捍衛

4. 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終結壓迫：從日常生活到特定場域，覺察你我無意識的內化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