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至2016年間，社會福利署的開支超過整體政府經常開支的15%，相比起食物及衞生局和教育局，多年來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的第一位。在2017-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打算將社會福利方面的政府經常開支預算增加至733億元，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20％。長遠而言，大幅增加的社福開支會對庫房造成沉重的負擔，政府有需要制定創新的金融政策舒緩有關壓力。

　　「按效果付費」（Pay-For-Success）會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案。作為效益為本投資的其中一種，政府或社企能透過此機制籌募私人資金去推行以預防為主的社會項目（Preventive services），例如減低釋囚重犯率及青少年失業等，而投資回報則取決於該項社會服務所獲得的成果。假若服務供應商（Service provider）未能達至預期成果，政府則毋須償還本金。

　　「按效果付費」最大的好處是將其焦點集中於預防而非補救式(remediation)的社會服務，例如協助青少年重返校園及減低青少年失業率等等。為可能遇到發展障礙、情緒、社交或行為問題風險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早期協康服務（Early intervention），不但能及早預防更嚴峻的社會問題，同時亦可以幫助政府減低處理有關問題的補救性費用，節省長遠開支。

　　其實英國、美國及澳洲早已開始試行類似的機制，並取得很好的成效。英國是全球首個推行「按效果付費」，又稱「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的國家。在2010年，非牟利金融中介機構「社會金融」（Social Finance）聯同英國司法部、十個基金會以及四個非弁利社福機構推行一個名為One Service 的計劃，對象為彼德堡監獄（HMP Peterborough）3,000名刑期少於12個月的男釋囚，目的是希望減低他們的重犯率。由2010年至今，他們成功將重犯率減低9%，超過預期的7.5%。

　　雖然「按效果付費」能為社會帶來莫大的益處，但要將其引入香港不無挑戰。對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制，加上當中涉及的持份者人數眾多，發展過程可能會變得相當複雜。以英國的為例，他們推出One Service前的單一項目投入「相等於2.5人年的資源和超過300小時的法律諮詢服務」。另外，相比起英美兩國所面對的赤字問題，香港現時錄得數十億的盈餘並不是一個充分的誘因去引入私人資金解決社會問題。

　　話雖如此，政府應為香港的長遠社會發展著想，積極考慮有關的方案。根據2013年財經及庫務局所出版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假若社福、教育及醫療維持現有服務水平，從2029/30年度起政府的收入不會足以應付開支，最終導致結構性赤字（Structural deficit）。我們相信「按效果付費」，一個以效益為本的公私型合作模式，將會為香港帶來更有效的預防為本社會服務，舒緩長遠的財政負擔。

　　第十屆社企民間高峰會將於11月5至10日舉行一連串精彩活動。其中一連兩天的國際會議將於11月7日至8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團結香港基金會在11月8日的會議中，就有關「按效果付費」發表一份報告，並作詳細解釋；而會議中亦有一個「推動社會效益的金融創新」環節，邀得社區投資共享機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BBS，太平紳士，恩榮金融董事謝國安先生，以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楊建霞女士，由不同持份者的角度，探討香港應如何借鑒外地的成功例子，運用「按效果付費」等金融創新手段去改善社會，歡迎各位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參加。登記網址：http://ses.org.hk/registration/

本文章由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張博宇、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劉希彤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