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匯賢智庫學苑向中學生教授通識課程，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並以此命題作文，讓學生討論最低工資立法對社會的正負面影響。討論過程中，我們談及三個不同概念，包括生活指數（Cost of living）、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和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ving）。

　　這三個概念息息相關，亦容易令人混淆。一個城市的生活指數下降，即生活開支及生活費下跌，一般會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卻未必提升生活質素。須知道，生活質素比生活水平更深層次，因為影響生活質素的因素絕不限於物價、收入與支出，而涉及社會整體環境，包括空氣質素、言論自由等多個不同範疇。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上星期公布的香港生活質素指數，就將21個不同指數計算在內，包括壓力指數、實質工資指數及噪音指數等。報告指香港2009年的生活質素綜合指數為102.19，是七年來最低，甚至低於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不過，若細讀報告，仍會發現當中有不少驚喜。

　　中大研究中心將21個指數分為三大類──社會、經濟及環境分類指數；而社會分類中的「生活滿意程度」及「政府表現」都較去年上升，叫人驚喜。面對近日水浸、塌樹及隱私被侵犯等負面新聞，香港人的「生活滿意程度」及「政府表現」卻呈上升趨勢，我相信，當中主要原因正是社會的開放程度──無論面對甚麼事情，香港人都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宣洩不滿情緒，透過傳媒、互聯網等媒體向掌權者表達意見，而政府亦會有所回應，例如政府推出九招十二式規管樓市，就是對社會訴求的回應。

　　另外，環境分類中的不同指數全部較去年佳，這亦很容易理解，因為政府去年就環保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故在水質、空氣、噪音及固體廢物方面的指數皆有所提升。但經濟分類的不少指數都下跌，這是意料中事；當中失業率和實質工資指數都較08年差，而「負擔能力比率」更跌至七年來最低，這些指數反映在香港樓價上升，引致社會財富愈來愈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貧富懸殊愈趨嚴重，平民百姓的「仇富」情緒難以平息……由此可見，經濟悶局是特區政府管治的致命傷。

　　當香港社會環境不斷轉變，但經濟模式卻沒有轉型，如今中文大學公布的生活質素指數可謂響起警號，特區政府不能再抱殘守缺，而應大刀闊斧改革香港的經濟模式，促進經濟轉型，從而改善香港的經濟和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