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窰之所以成為「傳說」，是因為南宋以後，中國已經失去生產汝窰的技術，甚至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之中，主流社會連對汝窰的興趣亦失去，待之只如一種煙滅了的文化遺產。在此期間，另一股瓷器勢力乘時崛起，不但迅即奪取了汝窰在中國的王座，更雄霸了此後幾百年間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現在，依然未變，那就是我們上兩回曾提及的—青花。

　　青花取代汝窰，表面上只是一種工藝潮流的興替，實則當中蘊藏著亞洲兩大文明的強烈碰撞—汝窰所代表的瓷器系統，最早可溯源自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近親則是魏晉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越窰、五代十國的秘色釉，此一系列，一脈相承，我們稱之為「青瓷」，可說是中國幾千年來地道的國產工藝，套用今天大陸流行的說法，叫做「自主研發」；而「青花」則不然，雖然與「青瓷」只一字之差，在當今引起許多初學者的混淆，但青花在中國本土，幾乎沒有任何技術發展的歷史，而是一出現，已經呈現完全成熟的狀態，箇中因由，古代許多學者都無法破解。直到上世紀中葉，也就是不久以前，我們才透過市場與學界的共同努力，得到了一個結論如下。

　　青花是由中東影響中土的，是「進口技術」；而其時代，正正是由元朝人征服歐亞開始！

元代鬼谷下山青花大罐, 在2005年倫敦佳士得以破紀錄1400萬鎊成交，是歷史上第一隻破億港幣和人民幣的中國瓷器。

　　在明清兩代以至民國，學者們對青花的起源，都清一色咬定是由明朝永樂、宣德年間創燒的。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人約翰．亞歷山大．波普博士(Dr. Alexander Pope)，透過研究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收藏的一對寫著「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瓶子，並來回伊朗和土耳其諸國，發表了1952年和1956年分别撰寫的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üzesi和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這兩本著作，由此才給青花的身世定了調，一下子上溯到元朝。大家或者會問：「為甚麼上溯到元朝才算是突破？不就提前幾十年嘛！」這是因為我們惟有把中國青花的創始期提前到元朝，結合歷史的發展規律，才能為這種突然成熟、突然出現並稱霸的品類提供合理的解釋。

　　我們都知道，元朝是由人類冷兵器史上戰力最強大的蒙古人所建立的。而事實上，「元朝」這個名稱，在蒙古人的管治藍圖裏，應該被定義為「蒙古帝國中國地區分部暨帝國總部」，就像今天的跨國企業，總公司設在紐約，全球卻有許多個營運上近乎獨立的分公司，不過在重要事務上要滙報和大節上保持一致而已。這種系統，令到元朝的與其他位處亞洲中、西部的蒙古汗國，建立起更為緊密的聯繫。雖然元朝在1271年才建立，但蒙古人從1206年崛起，到1276年滅掉南宋，一直南征西討幾十年，大量吸收了波斯和伊斯蘭文明的基因，並有充分時間消化，於是當這個龐大的帝國佔領了中原之後，西域文化便非常直接和迅速地隨之植入。亦惟有如此，我們才能解釋為甚麼中國的青花能夠拔地而起，在毫無預兆底下便走向成熟。

今年蘇富比春拍出現的明永樂荔枝綬帶青花大盤，從鳥兒翻身回頭的靈動，可見中國人迅速駕馭並內化了中東的青花技術。

　　對於這種帝國式的文化植入，我們大可不必抱任何偉大的猜想和推測，我們可以理解為蒙古人純粹對於物質要求的一種體現。蒙古人把元朝人口分為四等，其中第二等「色目人」既然能獨立成群，想必具有一定數量，而他們在中國對於蒙古人的作用，除了在政治上壓制漢人，經濟上很可能便是以生產工藝品為職業；而另一方面，漢人的能工巧匠，亦很可能被大批的輸入到中亞。我曾經翻查過伊斯蘭藝術史，發現蒙古汗國及其後時期的中東藝術品和建築物，平白無端地出現了許多中國式的圖樣。從照片中可見，那些繪圖的風格和手工，斷非中東工匠模仿中國風，而是切切實實的由中國人操刀！如果沒有統治者的背後操作，單憑市場經濟的力量，這種變化只可能是漸變，甚至不可能發生—中東的青花不可能幾十年之內把中國本土的青瓷淘汰，而中國匠人也肯定沒那個心情成批的移民到中東做工！

　　元朝的青花，厚重而碩大，紋飾粗獷有力，非常切合元朝蒙古人的整體形象。想像力豐富者，大概還能想像元青花與元雜劇並處於相同的文化光譜上，構成一道熱鬧繽紛的風景線。儘管不是原創，但中國人卻把青花發揮得較創始人更加透徹完美。元朝人帶來了青花的新生命，而青花則又為中國一地方帶來了新生命，成就了一個從小嘍囉熬成大阿哥的故事。本周且在這裏打住，留一個根本不必猜的啞謎給各位。下周我們再開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