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5/2018
粵語是母語 方言 還是獨立的語言?
教育局2013年在小學中國語文課程配套資料中,上載一篇由中文大學顧問宋欣橋先生撰寫《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的文章,掀起一場語言的風波。原因是宋先生指出粵語只是一種漢語方言,不能視為母語,香港人的母語應為漢語,而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才是漢語的標準語言。他對母語的見解,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
正如宋先生在文章引言所講,對於母語,「通俗的理解,就是指從小在母親那裡學來的語言」,目前絕大多數的香港人是廣東人,比例近九成,因此如果從小跟母親溝通是用粵語,一般人的理解,粵語就是香港人的母語。但宋先生的文章否定了這個說法。
語言學家理解語言與方言
我嘗試研究這次因母語風波引起的語言爭議問題,發覺國際權威的語言學家(Linguist),對語言(Language)及方言(Dialect)的理解,與宋先生或一般人的理解都很不同。
根據語言學家Jean-Jacques Weber與Kristine Horner的著作《Introducing Multilingualism:A Social Approach》,指出兩種語言溝通方法,可以相互理解(Mutually intelligible),就是方言,而非語言。
例如北歐的丹麥語(Danish)、瑞典語(Swedish)及挪威語(Norwegian),三種語言是可以相互理解;東歐的塞爾維亞語(Serbian)、克羅地亞語(Croatian)及波斯尼亞語(Bosnian),亦可以相互理解;歐洲的西班牙語(Spanis)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溝通模式也很接近,同樣可相互理解。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方言,不是語言。
政治原因劃分語言
但從政治角度,不同地方的方言,也視為正式的語言,這是由於政治及社會原因,各國屬於不同的主權國,有各自的邊界,因此需要有語言去劃分。以歐洲為例,西班牙語(Spanish)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兩者可相互理解,從語言學角度視為方言。但從政治角度而言,西班牙語(Spanish)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因分別屬於兩個主權國,因此亦是兩種不同的語言。
語言學角度 粵語可理解為語言
如果根據語言學家的分析,粵語及普通話實際上可理解為兩種不同的語言,兩者未必可完全相互理解,會說普通話的人士,未必可以完全聽得懂粵語,相反也是。因此純粹從語言學的角度,粵語是一種獨立語言,而不是方言。
宋欣橋先生,則是用政治原因將普通話界定為全國母語,否定粵語為大部分港人母語,這是與我們一般的認知有所違背。他的論點否定我們認為,從小在父母親學到的語言就是母語的認知。另外,他從政治涵義劃分語言亦令很多人對此有意見,因此引起本月初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出現有關母語問題的質詢。
在他撰寫教育局引用的文章中,將母語的概念,界定為「相對外族語或外國語而言的,是指本民族的語言」,可以反映,他是從國家立場及政治層面去詮釋粵語的地位。他認為「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即是粵語、福建語、客家話、潮州話、上海話等等,都不是他所理解的母語,只是漢語方言。他認為普通話才是漢民族共同語及漢語的標準語言,意思等同拉丁文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是全國以及香港可以互通的共同語言,才是母語。
語言問題的敏感性
在香港,語言的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很多人曾指出,語言與身分認同的關係密不可分,即是說,保護一個語言,就是代表保護一個人的身分。2014年,教育局曾就「語文學習支援」網頁的文章,注釋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市民的反感,相關文章隨即在網站上被刪除,當局更發表聲明澄清對廣東話地位的重視。
廣東省也曾於2010年爆發「撐粵語運動」,源於當地政府的「推普廢粵」政策,引起群眾反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為平息風波,撤銷相關政策,並公開表示支持廣東話。可見語言問題,在哪裡都會引起爭議。
語言政策,經常會引起群眾情緒化的反應,是由於一種語言的存在,某程度反映了使用該語言的人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今天,祖國愈來愈強大,很多人學習普通話,部分香港人或會因此恐懼粵語地位會被貶低,間接等同香港人獨特的身分地位會被摧毀。
就如早年「港獨」思潮冒起,港大學生編寫的香港民族論,引述學者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提出一個民族獨特的身分、文化及國土,是想像出來,不一定要有邊界來區分,而文化本身的獨特性,可以基於語言區分,因此有人說粵語可以區隔內地的影響。這種對語言特質的想法,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話題。
本月3日當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被議員追問母語不作正面回應,引起風波之後,即日傍晚,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傳媒查詢時稱自己母語是粵語,以圖為事件降溫。但政府的回應,仍不足以解決到語言風波背後的政治問題。
新加坡處理語言問題 值得借鏡
我認為,香港處理語言問題,很值得借鏡新加坡的策略。參閱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多本自傳,會有很多啟發。
李先生成長的年代,新加坡仍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父母說馬來語及英語,為了讓兒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少的李光耀就接受英語教育,英語是他的母語。新加坡本身是民族及語言多元化的地方,對此李先生在自傳中說到,他很了解語言及種族,影響身分認同,可能帶來矛盾及情緒。因此需要用語言政策,解決各種隱含的問題。
語言政策務實 免除政治爭議
1959年,新加坡未獨立,仍是馬來西亞一部分,當時馬來語(Malay)是新加坡第一語言,直到1965年新加坡正式獨立,李光耀成為總理,他認為不同種族各有母語,就將馬來語(Malay)、普通話(Mandarin)、印度語(Tamil)及英語(English),定為官方語言,享同等地位。
Many Tongues One Language政策 提升英語水平
後來,李光耀實行一種官方語言,加多種母語(Many Tongues, One Language)的語言政策。在眾多語言之中,他了解英語的重要性,深明英語是國際商貿語言,對於新加坡國民工作有相當好處,學習好英語可與世界接軌,而英語本身在新加坡是一種中立的語言,因此後來他就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學校全面轉用英語教學,提升國民的英語水平。至於馬來語、印度語及普通話,則是當地的母語,為MTL(Mother Tongue Languages)。其中馬來語仍是當地第一語言。可見李光耀提升了英語地位,但沒有貶低其他語言的地位,成功落實務實的語言政策,讓新加坡國民得益,又沒有帶來語言上的政治爭議。
新加坡的普通話教育
李光耀先生也很重視新加坡人學習普通話,因看到中國掘起。雖然從小接觸英語,根據李先生在自傳所述,在英國讀書時,他有感與同班的中國同學相比,他不完全接受英國人的文化,但又不懂得中國人的文化,他有感自己缺乏文化的根源。他在自傳形容自己求學時學到的語言,並不是他的母語,而是「繼母
語」(Stepmother tongue),對此沒有認同感。
新加坡的華人講的主要方言至少有七種,比香港以粵語為主更多元化。因李光耀了解普通話有助加強與中國連結,於是1978年在當地學校提倡學習普通話運動。自此,當地懂得普通話的家庭由1980年的26%,升到1990年的60%,比率大增,普通話因此成為當地華人的共同語言。
總括而言,李光耀先生利用平等、務實的政策,去處理當地的語言、種族及身分等敏感複雜的問題,既無褒貶任何一個語言,又讓新加坡人普遍接受,減低因推行語言政策可能引起的政治風波。在技術上,也達到提升國民英語水平的目標,兩方面也非常成功。
香港語言政策的不足
反觀香港的語言政策,多年來未見明顯成效。由回歸後推出的母語教學、兩文三語教學目標;08年的「普教中」,推行普通話教學等,這些政策欠缺延續性,政策行了很多彎路但沒有明顯成果。部分中產家長為了令子女有效學到英語或普通話,將他們送到學費不菲的國際或直資學校,對本地學校的語言教育失去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種族及語言多元化的城市,與新加坡相比,已反映香港政府無論在回歸前後,處理語言問題,及推行語言政策都失敗,除了在政治上解決不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覺身分認同被侵蝕的問題,在學習層面也沒有明顯成果,未能令普遍香港學生提升兩文三語水平,因此比起新加坡,香港的語言政策發展,需要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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