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界定人口替代水平（replacement level）是2.1%——即每名婦女平均生育2.1名子女，人口才會穩定。

　　縱使現時全球生育率在2.1%水平或以上的國家超過100個，但大多是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有不少甚至戰亂頻仍，如生育率稱冠的西非內陸國家尼日爾（Niger），生育率為6.8%（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533美元（2022年），全球排行倒數第七。反之，人均GDP高的國家，雖然生活質素普遍理想，但市民卻對孕育子女的意願不高，即使是連續六年（2018至2023年）蟬聯《全球幸福報告》榜首的芬蘭也不例外，生育率未能擺脫富裕經濟體的宿命而持續向下。

　　細看芬蘭的情況，當地首都赫爾辛基每周工時在40小時以下，上班通勤在23分鐘以內；公眾假期外，工作滿一年以上每年可享有30天假期，條件優越，已連續多年在「工作與生活平衡城市指數」（Cities for Work-Life Balance Index）中，名列全球三甲。而該市有薪產假最長更可達320個工作天，全球最多；同時，伴侶也有18天的侍產假，已被認定為世界上最適合做母親的地方之一。

　　然而，該國包括赫爾辛基在內的新地（Uusimaa）地區，在過去10年生育率呈下降趨勢，由2013年的每名婦女生育1.579個嬰兒，跌至2022年的1.257，縱然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曾見反彈，但疫後即見回落。

　　低出生率可說是全球富裕地方的通病。對此，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曾指出，危機感（insecurity）才能促使人思考和重視生命的根本。在一個危機重重的世界，疾病或乾旱等災難可能在一夜之間摧毀兒童生命或莊稼，家庭往往是唯一的防禦手段。但隨著財富的累積，生活更穩定，人們的危機感逐漸消退，變得會為自己考慮更多。結果，眾多生活富庶地方的生育率持續下滑。

　　要提高年輕一代的生育意願牽動千絲萬縷的問題，多地雖積極尋找方案，但少見成效。如新加坡在過去40年推出多項鼓勵生育的措施，包括為合資格夫婦的輔助生育治療提供高達75%補貼，在2019年花費公帑2,000萬坡元（約1.1億港元）。其他還有育兒補貼、有薪產假、稅收減免、一次性現金獎勵以及補助提供彈性工作安排的公司等。但從結果來看，收效不大，當地生育率持續向下，在2022年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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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港的出生率更屢見新低，跟南韓、帛琉並列榜尾，已成為全球最低出生率的地方之一。若要扭轉這趨勢，在制定措施鼓勵生育時，必須留意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的提醒，以避免因人口增長的焦慮而引致的兩個問題：1. 分散我們對其他重大但可解決問題的注意力；2. 成為剝奪女性權利和身體自主權的借口。換言之，措施必須要以人為本，這才是智慧城市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