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率領一行30人到美國矽谷考察，訪問了很多科技公司，務求研究矽谷的成功秘訣。以美國為例，麻省的波士頓也有優秀的科技大學，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等，該處亦有被稱為“Corridor 128”的科技創新走廊，不過，波士頓的成績始終不及矽谷，原因何在？

我們在矽谷訪問了思科系統、專門孕育Start-ups的Plug and Play Centre、史丹福大學的Media X創新科技研究中心等，期間均與機構代表一起探討矽谷的成功秘訣，令我發現，如要複制矽谷，絕不是純粹興建科學園或大學道那麼簡單。誠然，擁有能掌握科技發展的大學是很重要的因素，例如不少著名公司如惠普計算機和太陽微型計算機等，其科技皆來自大學。不過，除了優秀大學群，一個能孕育出科技公司的生態環境亦不可或缺──這正是香港所欠缺的。　　

香港經濟長年累月由地產主導，地產業多年來一支獨秀，甚至直接帶動香港股市，令一般小市民傾向“刀仔鋸大樹”，靠炒樓或買股票賺錢，很少人會願意冒風險苦幹多年，在科技界創業。相反，矽谷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一群肯冒險和肯創新的科技企業人才。是次考察，我們接觸很多旅美港人，他們畢業於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等，有的畢業後到矽谷推動小公司發展，有的於Google等大機構工作，幾年後憑著行使認股權便找到一筆款項，自資創業；由於矽谷科技公司雲集，他們即使創業失敗亦不難找到其它機會，此環境可謂大大茁壯了他們的冒險拼搏精神。

要在科技界取得成績，除了願意冒風險，亦要有一定耐性。我們訪問的一間Start-up──NeuroSky，就在成立六年後才得以成功。另外，現於加州理工學院進修的匯賢智庫理事蔡宗衡，最近獲《自然》雜志刊登其科研文章，解釋如何利用納米技術將治癌藥物帶動到壞細胞，避免傷害好細胞。這是蔡宗衡夥同該校科研團隊，在其導師Mark Davis引導下所做的研究項目。根據蔡說，第一期研究花了14年及一千萬美元，至於第二期研究，預計需要另花十年及一千萬美元，該藥物方有機會面世。由此可見，研發新藥物的生物科技公司是最極端的例子，因為一般而言，新藥物由開始研發至面世，往往需時二三十年，投資巨、風險高，因此，生物科技實在難以在香港獨自進行。

香港如欲發展科技，應先考慮從事較適合香港商業環境及較易成功的項目，如訊息科技、網絡科技、軟件外包等，同時應吸引於矽谷留學及吸收經驗的香港人才，鼓勵他們回港創業，香港的科技發展才有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