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讀胡適讀了幾十年。

　　在他過去多篇散文隨筆中都寫到胡適，說「胡先生是我們當年的偶像，從《四十自述》到《胡適文存》都熟讀」。「胡適之寫的白話文書信我很喜歡，清楚明白之餘還很有感情。」董橋回憶在台南成功大學讀大二時，得知胡適逝世的消息，在佈告板前看新聞的情景及社會反響，稱他為「中國一代完人」。「幾十年來讀遍胡適和關於胡適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遠講真話的人、永遠有教養的人」，「他總是堂堂正正面對自己的信仰和別人的權利」。

　　在《珍重》一文中他寫道：「胡適之終究是胡適之：淵博而執著，溫煦而剛毅，誠摯而挑剔。我在台灣讀書頭幾年胡先生健在，報上常常看到他的消息，偶爾光臨學院講學，風采瀟灑，月明星稀，一笑一嗔皆文章。」

　　今年五四一百年，董橋在《讀胡適》的自序中說胡適是老派人，有些說法有些做法很像他父親那個年紀的人，「有點偏見，有點冥頑，有點迂闊，有點可笑，有點親切。」「頌揚和謾駡聲中的胡先生一輩子是台上的人物。胡先生的學術果真過時了，胡適推行新文化的努力也隱入文化史的篇章裏了，我緬懷的是胡適之對世界、對國家、對山河、對生靈的關愛和擔當。」

　　他說，這本《讀胡適》只讀他喜歡讀的胡適，抄喜歡抄的胡適。他說，「從前顧亭林勸人少著書，多抄書，胡先生說過，顧亭林是聰明人。」

　　讀董橋寫的《讀胡適》，我不認為胡適是一個已經過時的人，董橋寫的是他喜歡的胡適，但應該也是現在的年輕人喜歡的胡適。

　　自序中，董橋說他寫這本書是「我老了，年來清閒，雜書相伴，思緒蹁躚，我也捨不得拋棄我的偏見、我的冥頑、我的迂闊了。」

　　許是自謙自嘲，但整本書讀來，卻是從胡適年輕時的著述一直寫到他的晚年。

　　全書八十八回，有紀事，但主要是講胡適的文章講話，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在二十多歲時已經成為當年新學術新思想的領軍人物，四十多年一直居中國思想文化學術前端，他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講的是胡適，反映的是整個知識界文化界的思想動盪。

　　這裏舉其中第三十六回所讀之文與所述之事。這一回講的是胡適寫於1926年的文章《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裏面講到近代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認為精神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文明的基礎上，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這是常識。

　　他說「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卻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吃，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接著，胡適寫了這樣一段話：「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

　　董橋寫道：「胡先生後來看見極右派或極左派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用極端的獨裁去維持政權，都走上了奴役之路，他隨即為他說過的這段話公開懺悔。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三月五日了」。

　　1954年3月5日胡適在出席《自由中國》半月刊茶會上，對他二十七年前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句話，作公開懺悔。

　　胡適說：「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當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選擇引述自己的證據來作懺悔。」

　　上世紀二十年代，社會主義確實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思潮，在西方世界，在中國，都是知識分子的風行信仰。胡適的懺悔，代表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而對許多人來說，這種信仰甚而造成生命的苦難歷程。

　　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說：「真正的知識份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惟有通過這一理性批判，知識份子才能不斷地超越歷史的局限，趨向於永恒和普遍。」

　　董橋讀胡適，常涉胡適為人的一面，如第四十九回寫胡適待羅爾綱之溫厚動人，董橋寫道：「幾十年後年事高了重讀胡先生寫給他的這封信，我忽然覺得做一個胡適那樣的人實在太不容易了。我幾乎可以肯定胡先生其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花了太多的心思去遷就人家的感受。他總是比別人先看到人家心中的喜憂。人生實難，人人都難，能夠替別人化解一點難處也許真的是替自己化解了一點難處。」

　　身處風雲變幻的時代，董橋認為胡適一生應對執政黨的策略是「有點怯懦、有點鄉愿、有點狡黠、有點心術。胡先生天生個性裏有甩不開的矛盾和吞得下的妥協，這也許正是他留得住風骨的法門。」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rthk.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