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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0

「支那」的文化和歷史涵義

  香港立法會兩個年輕的候任議員,在宣誓就職時以「支那」稱呼「中國」,也許意圖表態「反叛」,本來未可厚非,可惜這兩人的文化素養不足,歷史知識欠奉,有些詞是禁忌,碰不得的,有如火藥庫,一旦點燃就燒起熊熊怒火,很難熄滅。假如有點政治智慧,早點道歉或可如財經術語所說的「止蝕」,否則這個議員一職就很難當下去。

 

  從文化上看,「支那」一詞本身並無貶義。它最早出現在漢譯的印度佛經裏面。《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說:「王又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

 

  另外,唐朝僧人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世稱《慧琳音義》),注釋佛典的讀音與解義較難的字,其中提到:「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

 

  可見「支那」一詞是從梵文Cina音譯而來,而梵文Cina,或從漢字「秦」而來。更有認為是源於「晉」,因為晉國比之秦國,更加靠近北方胡人,與胡人的交往更為密切。而且除了音譯「支那」外,更有真丹、真旦、振旦、震旦、神丹等譯法。

 

  古時的印度人稱中國為 cina,但古羅馬則稱中國為Sinoa (見《舊約全書》),後來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據說均來自這個語源。現在英語中Chino或Sino的詞頭代表中國,例如Sino- 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戰爭」,Sinology的意思是「漢學」。

 

  「支那」一詞在日本流行起來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事。那時中國的正式國號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把義和團事變稱為「北清事變」。而當時反清的革命志士,因有日本暗中支援,都樂於自稱是「支那人」。1902年,國學大師章太炎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指明朝亡於清朝那一年);1904年,號稱中國「憲政之父」的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即使是立憲派的梁啟超,曾用「支那少年」 為筆名,而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在詩中稱「我是支那第一人」,並得毛澤東讚賞。在清末民初,「支那」一詞非但沒有貶義,且是一種潮流和時尚。

 

  但根據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其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提到,語言是所指和能指的結合。而能指所代表的音聲形象或者符號往往是任意性的,具有一種不可論證的特點。因此隨著時間的演進和社會力量,一個本無感情色彩的符號可能就會富有某種特殊的含義。

 

  像「支那」一詞正是這樣。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稱呼中國為「支那」,讓「支那」附加了貧窮、愚昧、病夫等負面意象,使「支那」成為種族歧視語。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政府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消失,可說是日本官方正式承認這個詞具有侮辱性含義的標記性事件。

 

  孟子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日口呼「支那」的議員,等於附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和殺戮,試問如何還有面目在議會為香港市民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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