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保障爭議中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人口結構。所謂人口結構，是指退休長者與青壯年工作人口的比例。有些社會，如日本、歐洲不少國家及香港，因為長期出生率低，但人民壽命卻長得很，所以出現或快將出現倒轉金字塔形的人口結構，即長者多，年輕人少，兒童可能更少。若最後一點屬實，倒轉金字塔會長久地維持下去，二、三十年後，現在的兒童變成工作人口及納稅人，他們數量也不足夠支持到時退休的老人。

人口老化是當前面對的最大問題，當年輕勞動力下降，稅收將難以支撑福利支出。

　　任何退休保障的方案一定都要問誰養誰？若是自己儲蓄養老，或是老公負責老婆的退休，又或老婆負責老公的退休，那麼人口結構若何便無關宏旨，反正是自己的一代養自己的一代，不涉及跨代轉移。若是如此，主要須問的問題便是儲蓄是否足夠養老。

　　今屆經濟學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曾估計過，今天在發達地區出生的女嬰（香港也屬發達經濟體）有超過一半的機會活過100歲，一個人一生工作生產的時間，短則是零，長則是稍多於40年，所賺及儲起來的錢是否足夠支持平均幾十年的退休，豈可不加理會？

收入不高 供養父母難度大增

　　若不是自己的一代負責自己的退休，便要靠跨代扶養了。一涉及跨代，即年輕人口扶養老人，那麼人口結構的影響便凸顯出來。跨代轉移可以是互利有效率的，也可以造成極大財政困擾，要視情況而定。

　　最古老的歷史上行之有效時間最長的，是子女供養父母。這是跨代交換的一種，父母養大子女，到老時有所依靠，依靠可以是金錢上的，也可以是得到其他的照顧。從父母的角度看，養兒防老可被視為有回報的投資，父母子女之間也等同互相訂定了一種跨代合約，父母養育了子女，將來子女長大後有責任要照顧年邁的父母。此種合約不一定得到子女遵守，若要增加遵守的比率，要靠社會及文化上的壓力，棄年邁父母於不顧的，或會簽上「衰仔紙」，也可能為社會所不齒。

　　若是跨代合約能夠得到尊重，父母子女間的資源互動其實是十分有效率的。父母首先要做決定，究竟應生育多少子女，及對每名子女投資多少。投資主要在教育及健康上，子女數量愈多，或因教育提高而得以享受高薪，父母將來得到的回報便愈大，退休便有保障。有些父母選擇多生子女，有些則選擇少一些子女，但把資源集中在提升他們的質量之上，更有一些對養兒防老沒有信心，乾脆不生孩子，自行儲蓄養老。

　　但跨代轉移一脫離了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便立刻變了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理想化了的口號，有些人連供養自己父母也十分勉強，你要他們供養素未謀面的別人的父母？

生育率低 稅收大減影響福利

　　政府若設立所謂「全民退保」，對工作人口徵稅，並把稅款立刻用在當下的退休老人身上，這有甚麼後果？年輕人眼見父母有政府養起來，對父母便感到不用負起照顧的責任。他們決定生育多少子女時，也不用考慮是否有足夠數量的子女照顧自己的晚年，多生子女等於多生未來的納稅人；納稅給政府養活其他長者的工作人口，最好是別人多生子女，那麼便有更多的納稅人養活自己，要知道，自己養育子女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

　　有大量的實際證據證明，實施全民退保的國家，生育率會大幅減少，下一代的納稅人愈來愈少，加快倒轉金字塔的形成。正如上周本欄所說，這會造成財困。

　　不單如此，父母投資在子女質量（教育）的誘因也會削弱，高質量高收入的子女要多交稅養活其他的長者，但提高子女質量的代價卻是要自己付出，等於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大量跨國證據顯示，全民退保會導致家庭內部減少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從而削弱經濟增長的動力。

　　退休保障制度的設計，乃百年大計。在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現大量因全民退保而造成的財政困局時，我們焉能不對此算清算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