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屆香港書展於7月20日至26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香港書展首設年度主題是「武俠文學」，鼓勵讀者多關注這類與香港文壇息息相關的文學作品。為配合年度主題，今屆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閱讀江湖，亦狂亦俠亦溫文」點題，期望讀者通過閱讀武俠文學，培養出俠義心腸，且能提升涵養，成為溫文爾雅的君子。

　　武俠文學，追源溯始，來自司馬遷的《史記》。例如《史記》記載聶政以及荊軻刺秦王，這類俠客，或為國，或為報主人之恩，不惜捨生取義。他們歷經魏、晉、唐、明、清歷朝的洗禮，漸漸形成一個流派。明代的《水滸傳》被譽為武俠文學的萌芽，書裏的武松和魯智深，身上都有先秦俠風。而最早出現的長篇武俠小說，應為清代古典名著《三俠五義》。

　　《三俠五義》掀起了各類武俠文學題材的高潮，其中有關武功技擊如點穴、暗器、劍訣、刀法、輕功等，以及各種名目的江湖勾當和機關埋伏，均對日後武俠文學的內容素材有決定性的影響，奠定了武俠文學的基本模式。

　　辛亥革命後，武俠文學也異軍突起，以獨特的俠義傳統深得人們喜愛。上世紀二十年代，武俠文學首先有謂「南向北趙」，「向」是向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代表作有《江湖奇俠傳》、《俠義英雄傳》；「趙」指趙煥亭，代表作有《奇俠精忠傳》。

　　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有名的武俠文學家便有北派五大家，包括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朱貞木和王度廬。還珠樓主以半文半白的語言，儒、佛、道的哲理，溶匯於作品之中，代表作是《蜀山劍俠傳》；白羽是記者出身，常通過武俠思想結合社會現實，批判社會的黑暗，代表作是描寫白蓮教起義的《黃花劫》；鄭證因寫的《鷹爪王》，出手便見不凡，將武俠豪氣與精妙武術融會，加上驚險情節；朱貞木的《七殺碑》，最大貢獻就是將武俠與歷史結合，使武俠小說歷史化；而王度廬的武俠文學偏重言情，寫到生死纏綿處，常感人至深，其代表作是《臥虎藏龍》。

　　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了所謂「新派武俠小說」，香港有梁羽生和金庸，台灣則有古龍，以區別於戰前還珠樓主及平江不肖生等人。所謂「新」，是在傳統武俠文學基礎上加上現代（甚至西方）的元素，不囿於傳統觀念，用較現代的文字及角度去演譯故事。

　　梁羽生尚可說是半新不舊，代表作是《七劍下天山》系列，寫至《萍蹤俠影》、《雲海玉弓緣》已是其登峰造極之作。他的古典文學素養扎實，小說中詩詞隨處可見，但仍沒有完全脫離較早期武俠文學的窠臼。

　　金庸則不同，他引入了西洋文學技巧及電影手法予以捏合，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閱歷，加上他對武俠精神的理解和對武術知識的掌握，配合精彩的敘事與描寫，對人物性格把握往往恰到好處，其作品確有許多過人之處。所謂「亦狂亦俠亦溫文」，最能形容金庸筆下的俠客，行俠仗義之餘，兼且狂放、狂傲，磊落不羈，灑脱倜儻，但同時又重情義，俠客的兒女私情充斥在所有作品，難怪有這麼多的金庸「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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