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歷勞工面對職位錯配，加上置業困難，令青年有機會成為「新貧」。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國際都會，表面上貧窮問題並不嚴重，可是繁華背後，香港社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及財富分配不均。其實早於八十年代初期，已有學者提出香港社會出現「富裕中的貧窮」，當時全港約有 13%住戶處於相對匱乏的貧困生活之中。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末，香港經濟高速發展，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85 年的 74,524 元增至 98 年的 189,621 元，但貧窮問題並沒有隨經濟發展而減退，反而出現嚴重惡化的趨勢。到九十年代中，不同學者提出多項有關香港貧窮的研究，縱然這些研究對貧窮有不同的定義或量度方法，但其結論及共識是香港的貧窮問題相當嚴重，有超過60萬人，即10%-15%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香港統計處《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該年香港貧窮率為20.4%，即有140萬人生活於低收入／貧窮家庭，當中以女性比例略高，長者貧窮率更達44%。要回應扶貧或防貧，我們必先了解貧窮人口的類別及背後成因，以及了解他們處於怎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才能維持或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

香港有著各式的貧窮者

　　有些貧窮者的存在比較明顯，如長者和殘障人士於貧窮者當中相應比較受社會重視；但有些貧窮者的問題則比較隱蔽，如婦女及在職貧窮的問題便較少受到關注。過去，我們多認為貧窮者多是「老弱病殘」等人士，是由於他們缺乏工作能力導致生活出現匱乏，但除了上述人士外，單親婦女、少數族裔及低收入人士等則是由於身份、語言、工作機會被剝奪或受到排斥，或遭到多重的壓迫和剝削而導致貧窮。

青年成為「新貧」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描述不同群體或個體在社會階層之間的移動，一般可以薪金、晉升機會、工種作為指標 。當因社會的結構產生轉變，如經濟顯著增長而帶動社會流動，學者稱這個社會現象為「結構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 。根據新世紀論壇及新青年論壇於2018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在最近 20 年間，大學學歷勞工中位數收入稍微下跌（-3%），最高收入的 10%大學學歷勞工收入跌幅更大（-10%）。單計2007年至2017年，高技術勞工人數只增加了22.5萬人，但同期的大學學歷勞工卻增加了40.2萬人，出現職位增長追不上大學學歷勞工增長的情況，持大學學歷的低技術勞工數目達17.7萬人（16.4%），是20年前的5.8倍，在未有革新經濟政策前，職位錯配的問題未見有突破的可能。另一影響新世代青年和向上流動的關鍵原因，是不同世代的置業能力。近代青年的薪酬升幅遠遠追不上樓價上升的幅度，如期望透過置業來改善生活質素，非一般大學學歷勞工的可承擔範圍之內。大學學歷勞工面對職位錯配、高昂的大專及大學學費，甚至低下階層年青人未就業就負上學債的問題，近年探討「青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亦不絕於耳，有研究就指出，「青少年」有機會成為香港「新貧」(New poor)。

　　如果青年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那麼我們有為年青人提供相應的養份嗎？我們的教育政策和社會政策能正視以上結構性的狀況，讓年青人相信未來還有希望嗎？如何關心年青人，尤其一些在現存制度中無法實現自我及沒有機會發展自我的年青人，並提供可實踐的方式和渠道讓年青人關心和回應社會，正是我們現時需要共同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