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3 11:42:14
社會創新是智慧城市藍圖的核心
黃英琦
黃英琦
黃英琦一直致力倡議和推動社會創新、創意教育和文化發展。她在十四年前創立非牟利團體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六年前創辦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為香港首所推動創意教育的高中;四年前創辦 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www.mad.asia),推動創意和創新,促進年青人帶動社會的正面改變。 黃英琦更於12年九月成立The Good Lab好單位(www.goodlab.hk),這是香港首個具備社會使命的共享工作空間,孕育來自各界的社會創業家和創革者,推動社會創新,減低貧富差距。 黃英琦積極參與公職和社會活動,曾任民選市政局議員、灣仔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現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委員、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樹仁大學校董會成員及香港設計中心董事等。 她曾為《東方日報》和《明報》專欄作者超過十年,現為《AM730》的專欄作者,也是香港電台《Back Chat》時事節目及《新自由風》的主持,後者為黃英琦創立的網上電台。 黃英琦為美國加州布蒙拿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
社創基金是孵化器和促進合作的平台,它的理念與支持初創 startup機構相似,把初階的意念測試定在十萬元水平。DreamCatchers是香港大學的創業平台,支持其學生及年輕校友創業創新,入圍團隊可獲最高十萬元的種子資助;數碼港的「創意微型基金」也是十萬元,「讓具潛質的數碼科技及商業點子破殼而出」。
要求創新者在短時間內將想法建立雛型,已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小步子實踐」。若團隊有兩人,十萬元在大半年內肯定花光,然後呢?團隊走到創新的「瓶頸」,能擴大規模的是少數,未必能順利再走下去,可能是團隊對未來有分歧,鬧翻了;更多時候,是雛型缺乏吸引力。初創,是殘酷的淘汰賽。
社創基金在首三年支持了80個原型,31個初創,以及11個可擴大規模的項目,即是說,能由原型和初創繼續往上行的點子,大約是百分之十,與其他孵化器差不多。不如先理解這些意念?
「共廚工房」,由初創的共享廚房開始,團隊最近於荃灣設立六千呎的大廚房,利用這個偌大的食物製造工場,培訓基層婦女成為家廚,製作食品,讓她們發揮所長,還會選拔部分變成「星級家廚」,創業和建立品牌。
「長屋設計」則利用發展商的剩餘物料,為獨居長者提供可負擔的小型家居維修服務,推動居家安老。同樣關心基層住屋的「企理家居」,由domat多磨建社營運,團隊是建築師,透過設計傢俱和善用空間,已為200多戶劏房家庭改善環境,還為孩子特製書桌,鼓勵他們學習。我認識這三個機構,他們的創新意念能回應社會問題,期待可進一步發展。
效率促進辦公室是社創基金的秘書處,半年前被納入創新與科技局。局方的使命,是發展香港「在科技及其應用上成為區內的創新樞紐」,轄下的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智慧城市發展藍圖」。這些工作與社創看似風馬牛不相及,聽說有局方官員也找不著兩者的聯繫。
我倒覺得連結很明顯:任何創新或智慧城市的構建,必須以社會創新為基礎!智慧城市的點子,不單是在燈柱上建立智能系統,收集數據,而是讓城市可利用創新解決都市的挑戰,讓市民生活得更好。創科局曾委託顧問進行研究,就智慧出行、生活、環境,以及智慧市民和智慧政府等範疇提出建議,認同智慧城市首要是「以人為本」,「應依據市民大眾的需要來構建,讓本地居民及外來遊客都可以看到和感受到有關裨益」。
社會創新能為香港找出有效回應社會問題的點子,這些意念需要加入創科應用,讓社創變成「主流化」的方案,例如讓市民更健康,社會有公義,城市更綠色和宜居,這都是智慧城市的倡議。
以上述三個擴大規模的社會創新為例,「共廚工房」的下一步,應該走進「社會科技」 social tech的領域,建立網上本地生產者平台,讓愛吃的香港人支持健康及本地自創的食物品牌;而「企理家居」和「長屋設計」的下一階段,是發展完善的供求網絡,讓有剩餘物資和傢俱的企業、願意當義工的朋友、以及服務劏房戶的非牟利組織在網上連結,讓這些社創平台可更有效的改造傢俱、改善長者和基層的居住環境,把資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社創基金部分項目早已是social tech,例如以AR及VR協助讀寫障礙兒童閱讀,手語翻譯的網上平台,可攜式智能藥盒等,都是具社會意義的科技項目。
創科局必須重視社會創新為智慧城市建設的最核心部分,讓智慧城市的發展多點「人味」。而社創基金的角色,是連結科學園、數碼港和其他發展科技的單位,更深入認識社會問題,與社會創新者攜手尋找社會的痛點,透過科技的應用,回應及解決社會問題。
只聲稱有科技含量,但缺乏社會使命的科技創業,其實大部分是「放煙花」式的。就如當年那個在眾籌獲得兩百多萬初創資本的智能咖啡機,今天只能成為初創投資者茶餘飯後的黑色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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