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大幅調低了今年的全球增長預測，認為世界持續五年的低速增長仍然會維持；同時調低全球貿易增長預測，首次承認貿易增長會落後於經濟增長。這家全球貿易組織終於覺悟了，預測開始向現實靠攏了，但是做得還不夠，2.8%的全球增長估計仍然過高，仍然需要之後作進一步的下方修正。不僅WTO，其他多邊機構如IMF、世界銀行也在下調預測。一眾民間金融機構、學術團體也在下調預測。金融危機以來，幾乎每年年初的增長預測都是相對樂觀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經濟復甦的希望慢慢幻滅了，預測逐季下調。年復一年，年年如此。

　　那些作預測的經濟學家多是聰明人，其中不乏大腕、明星，為何年復一年地犯同樣的預測錯誤？因為他們過份相信政策的威力。

　　目前全球經濟處在停滯狀態，結構性困難叢生，增長缺乏動力，其困境堪比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滯脹。所謂增長（美國個別消費現象除外），基本上源於貨幣擴張和財政刺激所產生出來的幻像，以及財政緊縮消失後GDP的紙面反彈，內需未見真正的改善，就業在多數國家也未見多少改善。內需不濟，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匯率戰紛起，不過仍無法改變二次世界大戰後罕見的貿易增長低過經濟增長的現實。

　　筆者認為，今後十年全球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回落向2%（危機前十年全球增長超過4%），貿易增長持續低迷過經濟增長。全球增長動力不足的困境向未來不斷延伸下去，因為目前困擾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也看不到各國政府痛下決心大刀闊斧改革的政治意願。二次大戰後，世界曾經迎來數十年的繁榮，產業升級、基建擴張和全球化貿易帶來了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同時也帶來了政府臃腫、工會坐大、稅負過重等問題，及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價格暴升令結構性問題顯性化，世界進入滯脹期。

　　全球走出滯脹期，靠的是撒切爾革命和里根經濟學，靠的是結構性改革。撒切爾擊碎了工會坐大的局面，將國營企業私有化。里根推行小政府理念，減稅、砍福利。更重要的是，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機制成為了經濟的主要牽動力，啟動了私營企業的活力，將管理者的利益與經營效果掛勾，勞動力市場、國際貿易、資金流動的監管大幅降低，市場效率得到改善。改革催生出新的增長動力，增長製造出新的就業和利潤，利潤帶來投資與創新。世界是這樣走出上一輪危機的。

　　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筆者沒有看到哪一個政府銳意改革的（不管競選時有甚麼承諾），民粹主義傾向更令變革失去倚靠，政府一味依靠貨幣擴張來維持現狀。全世界多數國家的常規貨幣政策已經沒有多少空間進一步寬鬆了，歐洲日本甚至在非常規QE政策上也接近彈盡糧絕了，但是政府卻沒有幡然悔悟行改革之路，仍然依靠加碼貨幣寬鬆政策來得過且過。缺少改革，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就會持續，增長只能在沉浮中拾階而下，高失業率在相當多的國家成為痼疾，這便是目前世界經濟的現實。超低經濟增長、超低就業增長、超低貿易增長、超低通貨膨脹、超低利率環境，應該是可預見未來的新常態。

　　但是以2008年雷曼危機和2012年希臘危機為標誌的急性金融危機，似乎已成過去。央行在維持寬鬆流動性的同時，政策不再同步，甚至不再同方向。現有的非常規政策也有用力已老之嫌，政策效果下降，各方正在尋求變招，但是新政策對經濟的藥效未經測試，或許可能有副作用，決策者只能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且行且觀察。於是政策的同步性減弱，透明度降低，資金流向多亂波，市場波動幅度增大。

　　筆者相信，世界在今後十年將面臨「後危機時代」，實體經濟乏力和央行政策善變，是後危機時代的兩大特徵。增長尚未恢復，市場波動卻已加大。這種情況其實在1893年和1929年兩次全球大危機後也曾出現過。歷史未必重複，卻有許多相似之處。1893年危機後的1893-1900年，美國股市年均上升12％，債市上升6％，但是在隨後十年的「後危機時期」，股市年均下跌6％，債市跌1％。1929年危機後的1932-1939，美股和美債分別年均上升19％和6％，但是在隨後十年的「後危機時期」，股市升3％和債市跌2％。2009-2015年，美股年均上漲17%和美債升5％。關於「後危機時期」的市場表現，歷史給了一個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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