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元首一年來的首次會晤明天（美國時間15日）將在美國西岸三藩市（內地稱舊金山）舉行，相信習近平與拜登會達成某些共識，令雙邊關係維持「止跌企穩」的勢頭，並向外界展示具體成果。北京高官近期已多次強調，中方不會「為了會晤而會晤」，領導人面對面交換意見應該達成具體成果，以利推動兩國關係繼續改善與發展。

　　很多外國媒體稱「中美峰會將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年度會議的場外進行」，這顯然是不懂得中美元首會晤的重要性。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1月11日宣布：「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國舊金山舉行中美元首會晤，同時應邀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另有中方消息披露，拜登向習近平發出了舉行中美元首會晤的邀請，這不同於發給APEC所有成員領導人的會議邀請。然而正是由於美國前總統克林頓1993年將APEC年會「升級」，才為中美領導人當年的西雅圖會晤創造了條件，在中美關係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回顧這段歷史，對掌握今天的中美關係大局很有幫助。

APEC「升級」30年，「保持接觸」變成「戰略圍堵」

　　APEC在1989年成立之時，僅僅是亞太地區政府高官的一個定期交流機制，旨在促進彼此間的貿易與投資，每年年底的部長級會議由12個成員輪流擔任東道主。兩年後組織規模擴大，中國、中國香港、中華台北三個經濟體加入。1993年11月美國在西岸城市西雅圖主辦APEC年會，克林頓總統提出將其升格，邀請各經濟體領導人赴美參加非正式會議，共同商討亞太地區更廣泛的經貿議題。此舉「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創造機會舉行中美元首峰會，進而改善雙邊關係。

　　當時在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下，中國的改革開放正進入一個新階段，商機處處，潛力巨大。但1989年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經濟和軍事制裁，令美國企業難以進入中國市場。美國商界就此頻頻向剛上任的克林頓施壓，要求他改變1989年以來實施的對華封鎖政策。這給克林頓出了難題，因為在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他曾嚴厲抨擊老布殊（內地譯作布什）總統對中國太軟弱，並且承諾他當選後會加強對華貿易制裁來促使中國尊重人權。競選時的承諾令他無法迅速改變立場，更不可能主動尋求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但如果創造一個APEC領導人的聚會，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來西雅圖參加會議，為中美元首面對面交流創造機會。

1993年11月採訪首次APEC領導人會議的部分香港記者在西雅圖合影，右四為本文作者。（照片由作者提供）

　　當時我去西雅圖採訪了這次峰會，見證了中美元首峰會如何改變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江澤民向克林頓闡述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中美關係和國際局勢發展的看法，促請克林頓放棄建基於意識形態的對抗政策，以便與中國展開更多接觸，令中美兩國人民受益。克林頓當時對中國也抱有很大期望，西方輿論多年後稱他「幼稚」。他相信中國經濟的發展會創造出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對自由和法治的訴求會帶來政治上的改變，也就是中國老一輩領導人曾經警告過的「和平演變」。那個時期中國國內發生的變化令克林頓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共識，推動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美方開始為中美貿易與投資逐步鬆綁，同時積極推動中美貿易談判，為美國企業和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移除各種障礙，最終美國企業在中國獲得了巨大利益。1999年底，中美兩國達成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雙邊協議，為中國最終加入WTO鋪平了道路。

　　從西雅圖到三藩市，APEC峰會召開了30次，而世界形勢則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克林頓等美國政客當年的期望有一部分變成了現實，中國的確出現了數量可觀的中產階級，消費主義也在青年一代中流行，但中國的政治體制絲毫沒變，而且其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讓美國感到擔憂。近年來，美國用出售武器、提供培訓、聯合軍演等形式在亞太地區搞「小圈子」，在南海和台灣海峽製造事端，形成圍堵中國之勢。同時還借「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之名，用各種手段打壓中國企業，並聯手西方盟友一起阻止中國企業得到先進技術，拖慢中國這個「戰略競爭對手」的發展速度。這種以意識形態劃線的逆全球化行為，恐怕是當年西雅圖峰會的參與者無法想象的。

時過境遷，缺少互信難再出發

　　經過30年的風雨，中美關係又回到了起點，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情形頗為相似。一方面是在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對華強硬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國內的反華聲音已成為政壇主流，與中國沾邊的都是「有毒的」，每當出現有關中國的事件，政客的反應都是「寧左勿右」，年初國務卿布林肯借「氣球事件」推遲訪華行程便是典型事例。另一方面，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也在上升，此類言論在社交媒體上隨處可見，在民眾對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的反應中暴露無遺，有些人選邊站隊的基本原則似乎是幾十年前的一句口號：「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對中美關係的緩和也構成障礙。

　　拜登政府一邊說不尋求與中國脫勾，另一邊又不斷對中國企業實施制裁，還出台新政策來阻止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給中國企業和工人帶來直接的傷害。中國駐美大使謝峰今年7月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說：「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1300個中國實體和個人被列入美國的制裁名單。結果許多中國工人被迫失業，他們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兩國高層缺乏互信，雙邊關係跌入低谷。官方近日宣布，從11月9日起，中美之間定期直飛客運航班由每周48班增加至每周70班，雙方航空公司每周各運營35班。而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中美之間的直飛航班每周超過300班，目前還不到那時的四分之一。

明天的中美元首峰會或能達成多項共識，包括美方最關注的恢復中美兩軍對話；圖為去年在峇里島進行的習拜會。(AP)

大選年變數多，拜登的承諾未必「靠譜」

　　儘管存在各種不利因素，但從中美高官最近的頻繁會晤來看，中美元首峰會可能會達成多項共識，包括美方最關注的恢復中美兩軍對話。10月1日剛剛上任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日前寫信給中國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希望恢復高層對話。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日前也表示，恢復兩軍之間的對話，對管控雙邊關係、避免誤判至關重要，這將是峰會上的重要議題。

　　但對中方來說，台灣是中美之間最關鍵的問題。明年1月台灣將有領導人換屆選舉，拜登在相關問題上的言行以及美國對台售武之類的行動，將直接影響中美關係。預料在台灣、香港、新疆、南海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上，峰會不太可能達成明顯共識，但雙方都會詳細闡明立場，也就是劃出底線。在金融、貿易、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毒品等其他領域，雙方有可能達成一定的共識。

　　中方的最低目標是在今天的基點上推動中美關係進一步改善，美方的目標是力爭今後一年內中美關係不出現意外或危機，以免影響拜登爭取連任的選情。由於明年11月美國舉行總統大選，無論是在台灣問題或其他問題上，拜登今天做出的承諾或表達的立場都未必「靠譜」，今後幾個月均有可能「變卦」，因為美國政客為了拉票，隨時都會調整立場。所以，既要看中美峰會達成了哪些共識，更要看雙方如何落實峰會的成果清單，否則在中美關係歷史上，2024與2023一樣，又會是蹉跎的一年，而且中美關係還未必能真正「企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