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眾議院2月1日通過一份決議，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表達關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此舉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日本眾議院選擇在中國農曆大年初一、北京冬奧即將開幕之際採取這樣一種給中國官方「添堵」的行動，充分顯示出日本主流政客對日中關係的負面態度，這與30多年前日本和美國共同維護對華關係的往事形成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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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長遠利益，採取果斷行動

　　1989年7月14日是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日，當天在法國巴黎召開了西方七國領導人峰會，此前一些西方國家因天安門事件已對中國實施了制裁。在會議籌備期間，法國和意大利主張在峰會宣言中寫入譴責中國的內容，與日本政府立場相左。在巴黎的日本副外相國廣道彥接到東京的指示，要求在措辭上採用「更加平衡的表達方式」。根據日本外務省2020年12月解密的外交文書，法國總統密特朗的外交顧問阿塔利(Jacques Attali)和美國代表都不接受國廣道彥提出的「我們並非意在孤立中國」這樣一種措辭。

　　在峰會第一天的午餐會上，阿塔利向各國領導人介紹會議文件的內容，解釋了歐洲國家不能接受日方措辭的理由。此時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建議，將文稿改為鼓勵北京繼續保持改革開放政策，以免受到孤立。這一建議得到其他領導人的支持，並被寫進第二天公布的峰會宣言:「我們期待中國當局創造條件，避免被孤立，並促成恢復合作」。

　　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達成日方主導的這一妥協方案實屬不易，這有賴於美國總統老布殊的幕後推動。老布殊和日本領導人一樣，確信對華關係的重要性，希望中國能繼續保持開放，以促進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有了他的配合，宇野宗佑的建議才在峰會上順利獲得接納。六個星期之後，老布殊在會見接替宇野宗佑出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樹時明確表示，良好的對華關係對美國、日本和歐洲都至關重要。

　　30年前，日美領導人以向前看的積極態度，當機立斷阻止對華關係進一步惡化。這固然對中國有利，但同時也維護了日美兩國的核心利益，客觀上達到雙贏。事後中國對日本的立場予以積極回應，隨著雙邊交往增多，兩國關係就這樣逐漸恢復了。1992年日本天皇首次訪華，標誌著中日關係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堅持基本原則，運用外交智慧

　　在國際關係中，外交官和國家領導人都致力於維護本國的核心利益，但兩者的作為往往不同。曾任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長(處長)的國廣道彥是「知華派」外交官，希望維持對華關係，但他游說西方同行的努力卻徒勞無功，主要是因為副外長這個官階未能賦予他足夠的話語權。宇野宗佑能對峰會宣言的措辭「一錘定音」，既是源於他的首相地位，也因為他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曾經專責自民黨與國會的協調，懂得如何與對手討價還價。

　　外交史上有許多看似難以完成的任務最終圓滿完成了，靠的是當事人的政治判斷力與外交智慧。整整50年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兩國發表了上海公報。多年後人們才知道，在毛澤東與尼克遜決定徹底改變中美關係之後，雙方外交官為聯合公報的內容進行了長時間的艱苦談判。在處理最棘手的台灣問題時，公報有這樣一段表述: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這段話講出了事實，闡述了立場，而且還能為雙方所接受。其中一些用詞極具創造性，可謂神來之筆，至今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當時提出關鍵性建議的是中國外交部西歐北美大洋司司長章文晉大使，他少年時期留學德國，回國後考入清華大學，通曉中英德三種語言。1946年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國共關係時，他是周恩來的秘書兼翻譯。章文晉後來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廣受美國朝野尊重。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做記者時，曾聽到參與起草上海公報的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對章大使的讚揚:博學睿智、遠見卓識。

依靠專業修養，不負歷史重托

　　雖然像章文晉這樣的卓越外交家並不多見，但每個時代的外交官都可以有所作為。在巴黎未能「完成使命」的國廣道彥，三年後出任駐華大使，憑藉對中國國情、日本國策以及國際大環境的深度認知，為推動中日交流與經貿合作貢獻良多。

　　與30年前相比，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如今都已偏離了「初心」，拜登政府更是放棄了美國對華政策中一些持之以恒的原則。面對這種環境，中國的外交決策人應借鑑歷史經驗，堅持把改善中日、中美雙邊關係作為長遠目標。而相關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則需把握機會，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修養把日常工作做深做細，持之以恒，定能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不負歷史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