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8月間，各學校與大學大都已完成收生的程序。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教育界視為頭等重要之事。升學，尤其是升讀大學，則從來都是社會流動及提高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好的學校學位稀少，能否進入優秀的學校就讀，對個人前途及人生都可起到深遠影響，也會牽動著每一個相關家庭的情緒。學校如何擇優錄取學生，其標準及程序在不同社會倒不一樣，了解各地新生取錄的方法，對我們研判該社會的發展與未來有很大幫助。

　　先以美國的大學作例子。美國有著全球數量最多的優秀大學，其名校實力雄厚，學術成果不斷湧現，人才輩出。英國的一些大學排名機構，往往為了商業利益而誇大英國大學的實力及貶低美國大學的成就，我對這些排名，從不相信。但就算用英國的排名，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依然是全球學子嚮往之地。既然僧多粥少，這些名校的收生標準也一直備受爭議。

美國大學「平權」 偏袒少數族裔

　　具體而言，這些學校取錄新生時，雖也會審視SAT及中學的成績，但很多都不會以分數決定一切。有無領導力及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在體育音樂或藝術上有無特殊才能、對將來有無大志等，都可能成為參考的因素。這些雖有時帶有主觀判斷，但倒也無可厚非。不過，美國大學過去頗受所謂「平權」（Affirmative Action）的影響，對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會特別加分，在美國的亞裔人口對此特別憤怒。為何憤怒？讓一些家庭背景沒有這麼豐裕的族裔也有機會入讀名校，不是好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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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這些「平權」思想過了火。舉個真實例子，我有個朋友的子姪，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材生，畢業禮時還代表那屆同學作告別演說，這在美國學界是很大的榮譽。但可惜，他要申請入讀醫學院，只能入一所二流的，還要申請兩次才批。反觀一些成績遠遜於他的黑人，卻可拿著獎學金操入頂尖的醫學院。中國人初移民到美國，大多並非富裕，他們相信教育，對保障自己權益興趣不大，但因一代一代的勤奮努力，有些華裔家庭便晉身中產，想不到他們的努力及成功，反而成為入學時被扣分的因素。以上絕非個別例子，而是十分常見。哈佛等名校取錄學生時，一直把種族作為平權的因素之一，亞裔學生被設置了限額，此事近年鬧將起來，告到法院，終於在6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哈佛的取錄標準違憲。此判決能否改變形勢，使亞裔不致受到「平權」的逆向歧視，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中國的大學錄取方法有無平權的考慮？過去是有的，但現在基本上只看分數！近日重看9年前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此劇對70、80年代改革開放的千頭萬緒有很詳盡的描述，很值得一看再看。鄧小平掌權後第一件做的事便是為科技專家平反，邀他們出山；第二件事便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從而重建了人民改變自己命運的橋樑。不要以為這是輕而易舉之事，阻力之大，無與倫比，其中一條便是有些年輕人被認為政治上有問題，考到高分也入不了學，這要在經歷過一連串鬥爭後才刪去政治上的平權做法。

內地只看分數 排除托關係入學

　　單純以分數一試定生死不是沒有缺點，而且缺點巨大，不贅。但在中國影響極大的關係網絡的大環境下，只看高考分數又常被視為中國社會中最公平的制度。月前我帶隊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園參觀交流，當時高考尚未放榜，但校長倪明選教授告知，他們已決定收生時只看分數，絕不看其他。這是聰明的，一招便可把各種托關係入學的要求完全排除掉，更不會陷入美國平權所造成的泥沼中。

　　以分數為核心的收生標準在中國留美學生中也早已出現。中國自1978年開始派遣了50名訪問學者到美國後，接著便成千上萬的派遣了。但在早期，美國的大學根本無法判斷學生的優劣，所以李政道設立了一個考試，專門替美國的大學甄別中國的物理研究生。在經濟學上，普林斯頓的鄒至莊組織了一個鄒氏測驗（Chow Test），替美國的各大學選拔優等生。今天中文大學商學院院長周林，是第一屆Chow Test的第一名，我的舊同事、清華的李稻葵則是分數第二高。

　　香港的大學收生時多有聲稱會參考分數以外的因素。我曾負責過10多年的收生，感覺是其他因素不是完全沒考慮，但實踐上，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很低。但有一事倒是與美國的平權考慮完全相反的。記憶中，20多年前教育局曾被告上法庭（當年主事人是羅范椒芬），原因是升中時，男生獲得一些加分，目的是要求男女生比例平等，因男生在那個年紀一般不及女生成熟，成績平均也較低，若不替男的加分，能升上心儀中學的男生便較少。法庭裁定，不應分男女，只看分數，到今天依然如是。我對法庭這判決，頗不以為然，蓋因男女生發展階段不同，不能用死板的方法。

（本文原載於8月4日《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