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青梅從美國回台灣，打電話給我，邀約見面。我們已經認識了三十年，就算這幾年不常見面，仍保持連絡。通上話之後第一句，我便問她：「妳離婚了沒？」她笑著回答：「沒有啦。」接著她又問我：「妳還在大學教書嗎？」「還在呀。」於是，我們不約而同在電話兩端大笑起來。

　　見面那天，學生剛考完期末考，我背著兩大疊考卷去赴約，坐下之後還氣喘吁吁的。「我以為妳不會再回大學了，妳不是說想要過一過不同的生活嗎？」青梅確實一直對我的生活歷程很關心，我不只一次跟她說過，自己想要離開大學，離開教職。因為大學生對知識的熱情不斷消減；因為大學生不覺得需要負責任；因為大學生對他人和自己都不夠尊重，因為，充滿熱情的教師在台上常會被學生的冷漠和不在乎打擊。假設只把這工作當成謀生的手段，那也就罷了，偏偏我又不是為了謀生，而是有著不可理喻的熱情，以為自己的存在有意義，以為自己的努力能夠改變一些甚麼。

　　「妳不是說一定要離婚了嗎？妳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孩子又都大了。為甚麼還不離呀？」我也不甘示弱的直搗黃龍，問青梅這個已經問過好多年的問題。青梅結婚後立刻發現丈夫真正的性格，多疑、吝嗇、自私、孤僻、佔有欲強、人際關係不好。懷著第一個孩子時，她就離家出走，要和丈夫離婚，幾番周折之後，決定一起去美國展開新生活，青梅的事業做得不錯，丈夫在金融海嘯時被裁員了，從此賦閒在家，有更多時間可以挑剔青梅。孩子們全都受不了，紛紛搬出去住，一再遊說媽媽也一走了之。

　　「我總是以為，我可以改變這個婚姻，雖然有時候很失望，但離開幾天想一想，還是回去了。」這是頭一次，我明白了自己和青梅的處境是一樣的，我們都只有暫停鍵，卻沒有終止鍵。她的婚姻，我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