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問上海人和溫州人在投資策略上有何差別？筆者相信：兩者對待風險的取態肯定是差異之一。假設「富貴險中求」俗語是對的，似乎上海人投資策略是過於保守了，因為現在安居上海的億萬富豪不少，但是籍貫上海的卻是鳯毛麟角。

 

　　上海人的投資意識審慎保守，因為經濟基礎相對良好，人們即使不鋌而走險，不放手一搏也能維持安逸平穩的生活；商場變化跌宕起伏的經驗教訓，亦令上海人善於政策地觀察和比較，強化規避風險的意識。

 

　　香港一家年收入近百億的地產中介公司的老闆祖籍上海，其經營手法正反映了上海人善於規避風險的理念。該集團的銀行存款保持固定水平，穩健支撐公司業務，即使來年「顆粒無收」，亦可維持公司正常運作18個月。如果換成溫州人，又擁有這個「身家」，相信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將資金投放到不同的項目賺取利潤。

 

　　客觀上中國經濟領域仍有限制民企的「玻璃門」，資金找出路；近年炒樓、炒地，又比做實業的利潤多得多，溫州人唯效法猶太人，靠投機、放高利貸的方式賺錢。從上海和周邊地區的房地產市場到各種不同大宗商品投機，溫州人抱團出擊，蜂擁而入，使溫州經濟失去定位。

 

　　有人把溫州人的成功，歸結為承受高風險壓力的偏好。在溫州，拿個人的錢放高利貸被看作沒本事，不少高利貸資金來源是銀行貸款。無論多有錢的溫州人，只要能籌集到資金，便一定會儘量借貸投資。

 

　　改革開放後，由於利率長期被壓低，資產價格的漲幅遠較存款利率為高，加上民間借貸的利率遠比銀行一年基準的借貸利率6.56厘高，部份借貸的利率高達月息6厘（複息計算，年利率為101.22厘）。溫州人大膽借貸的策略佔了大便宜，豐厚的利潤吸引了大量溫州的企業和家庭利用資金放貸，有些甚至借入資金進而放貸，獲取了豐厚的回報。

 

　　從金融角度看，借貸具有槓杆效用，可將回報的比率放大，但同時也增加了投資的風險。企業雖能靠民間貸款來填補資金缺口，但是甚少有行業的投資回報高得足以支付民間借貸的高昂成本。另外，無法取得銀行信貸的企業不惜使用高利貸，足見其財政已近「山窮水盡」的地步，破產倒閉的風險自然不小。一旦貨幣政策驟變，違約個案相繼出現，便會引發貸款方資金鏈斷裂，直至拖垮整個民間借貸系統。

 

　　這次溫州民間借貸風暴，使筆者想到二十多年前的「抬會」事件。85年溫州盛行組織化民間金融「抬會」，若干人組成一個「會」，發起人稱為「會主」，層壓式發展會員，形成複雜的金字塔式結構。滙集的資金交會員輪流使用，先用的人付利息，後用的人吃利息。在1986年春出現資金鏈斷裂崩盤，整個溫州陷於空前的混亂，導致當地過萬家庭傾家蕩產，數十人自殺，數百人潜逃，千餘人被債主禁錮，成為融資過程中，只顧回報忽略風險酿成拖垮經濟惡果的反面教材。

 

　　近來，溫州連串企業主因無力償還民間借貸而「逃避」，不少公司的負責人被政府監控要定期報到，以防他們潛逃。恐怕隨經濟環境的惡化，將掀起一輪企業破產的「腥風血雨」。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敢冒風險，是成功的必要元素；但放任風險，也是步向失敗的捷徑。溫州人雖有愛拼的性格，但無法左右上下起落的經濟運行規律。與其說「愛拼才會贏」，不如說「愛拼不一定贏」，甚至也可以說「愛拼也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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