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每天光顧街邊包子舖，我還沒有如此深切地體會到最低工資的威力。

 

　　作為朝九晚五的打工仔，總是來不及好好享受一份早餐，每天早上，便幫襯街邊的一家包子舖，買一個熱氣騰騰的菜肉包當早餐。

 

　　每天早上到包子舖報到，一面隔著熱氣騰騰的煙霧對老闆娘說「早晨，一個菜肉包」，一面擱下幾個硬幣並順手接過一個包在塑膠袋裏的包子。

 

　　直到最近，我發現需要放下的硬幣愈來愈多。

 

　　去年十月，3元港幣；今年三月，3.5元港幣；五月，最低工資開始實施，4元港幣。

 

　　由於早就記住了包子的價格，每天出門前，我都會從零錢罐中數出剛剛好的硬幣，免去找錢的麻煩，也正是因為這樣，每次提價，都會給我造成不大不小的尷尬——帶少了5毫子，每一次，老闆娘都理解的說：「明天再補上吧」。

 

　　第二天再去，忍不住問：「怎麼又漲價啦？」老闆娘抱怨說麵粉價格漲的厲害，而28蚊最低工資，幾乎逼得他們要辭退所有夥計，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價。

 

　　香港於去年底宣佈最低工資為時薪28元，今年五月一日開始生效。但還未實施，便已出現很多質疑，如吃飯時間、休息日是否計算入內等，由於法例條文並無規定，出現漏洞，全靠雇主與雇員自行協商，容易引來糾紛。

 

　　另一方面，最低工資也增加了商店食肆的運營成本。就如我每日光顧的包子舖，不得不加價，將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而辭退夥計，他們夫婦兩人便要自己打理，每天五點多起早開舖，晚上八點多才關門，日做夜做扣除盈餘也所剩無幾，只能勉強維持生計。

 

　　包子咖喱魚蛋這些街頭小食，本身就賣不出價錢，而一旦偷工減料或者加價太進取就會失去客源，生存壓力確實非常大。

 

　　香港實行最低工資，負面新聞不斷。但是日本早就實施最低工資，如東京的最低時薪是821日圓，雖然高薪水會令一批低技術人員被淘汰，但也有正面的影響，比如能激發整個城市更有效率運行。

 

　　不少日本餐廳僅由兩名店員運作，兼負洗碗工作，因為店子添置了洗碗機代勞。白米則使用「無洗米」，加水即可煮食，省卻洗米的工序。停車場也全部自動化管理，以科技和機器去取代人手，不似香港露天停車場仍需要職員負責收費。

 

　　或許香港也可借鑒日本的經驗，令城市更高效率的發展，而不只是一味的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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