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18年，港人已被「一地兩檢」的風風雨雨嚇得花容失色。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對本港經濟顯然有利有弊。2010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其常務所長莊太量，便認為「一地兩檢」相較於「兩地兩檢」，最大好處是方便和省時，一年可以為市民省下3900萬個小時，所帶來的社會價值，可能超過高鐵的800億成本。莊氏又指出，高鐵還可以帶來延伸的經濟效益，例如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也可紓緩東鐵線和落馬洲支線的交通壓力，更可考慮在高鐵沿線置業，因為內地樓價比香港便宜。

　　高鐵的經濟效益無庸置疑，港府提出「三步走方案」加以配合。第一步是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第三步是香港特區通過本地立法實施。如今這個方案已走完了前兩步，只須第三步完成就可正式運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去年12月27日全票通過，批准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希望最遲今年2月初向立法會提交《合作安排》草案，爭取在暑假休會前獲得通過。

　　估計這個「一地兩檢」草案交上立法會審理，進行首讀、二讀及完成三讀等整套程序需時。鑑於如今反對之聲不絕，主要是針對「一地兩檢」是否違反《基本法》的爭議，令「一地兩檢」草案已成為燙手山芋。全國人大常委會指「一地兩檢」只會對內地口岸區乘客作出限制，和《基本法》第18條規定的「整個香港」範圍完全不同，沒有抵觸。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在人大記者會上明言，人大的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

　　李飛「一言九鼎」之說，馬上令香港不少法律界及政界人士如驚弓之鳥，指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難以令人信服和令人不滿」。而事實上，「九鼎」據傳是禹在建立夏朝後，用天下九牧所貢的金鑄成，象徵九州。《春秋公羊傳註疏》認為「九鼎」代表天子地位：祭祀的時候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諸侯用七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可見「一言九鼎」之說已隱然暗示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威，地位凌駕《基本法》之上。

　　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終於發表聲明，指出這是「回歸後在香港特區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實施及法治精神」。法律界人士有此疑慮可以理解，因為人大常委會也許是為了方便港人及照顧經濟效益而作此決定，但按照普通法的思維，有所謂「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判案時若有先例可援，就具有法律約束力，法院以後面對相同問題時必須作出同樣判決的原則。所以「一地兩檢」的「一言九鼎」說法，此例一開，日後類似事件恐怕陸續有來，讓香港的施政主軸也許變成「北京化」。

　　除非人大常委會明言「一地兩檢」的做法，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但人大常委會沒有這樣說，特首林鄭月娥也不肯這樣說，於是港人馬上做了孫悟空，而「一言九鼎」則變成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緊箍咒一唸，港人難免寢食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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