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預算案，引起的反響不大，但他的一句「我也是中產者」，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城嘩然。以財政司司長年薪四百多萬港元，月入三十多萬港元，卻自稱是「中產者」，難怪香港眾多為生活掙扎的「夾心」階層，都要怒吼了。

 

　　甚麼是中產者﹖「中產」有個「產」字，自然與財產有關。從經濟出發作階級分析，來自馬克思，他筆下的布爾喬亞 (bourgeoisie，即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了剝削者，而被剝削者則是無產階級。那些既沒有剝削別人，也沒有被人剝削的，馬克思稱之為「小資產階級」。

 

　　過去的「小資產階級」，如今搖身一變成為「中產者」，但含義已遠為複雜。既有舊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及工商業的個體戶﹔也有新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優薪的白領階層。事實上，「中產者」一詞，源自美國經濟學者米爾斯(C.Wright Mills)在1951年出版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把中產階級界定為包括企業經理、高層技術人員、政府機關和企業辦事人員、商店普通銷售員等。

 

　　至於香港，若據匯豐銀行經濟師的分析，謂香港只有三個階層，即富豪、中產者和基層人士，那麼若以香港房價來看，豪宅動輒過億元，新建樓宇呎價也近萬元，能稱得上富豪至少要過億元財產，而財政司司長年薪四百多萬也未必有此身家，難怪他自稱是中產者。

 

　　一般的看法，據港府統計處的定義，月入一萬至四萬的住戶稱為中產戶。但「中產」定義也不能只看入息，還要看他住的是甚麼房子，其消費模式和生活模式又是怎樣。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便以動態的「處境」分析階級，而所謂「處境」，主要是指在市場機遇的定位，而關鍵是人們的身份地位，包括生活方式和社會聲望等。所以財政司司長說他口中的「中產者」指生活方式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以飲咖啡來界定卻又顯得啼笑皆非了。

 

　　內地對中產者界定，也可應用韋伯的方法。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便曾就內地的中產者提出3個標準，包括在經濟上其收入和生活狀況居於小康水平；在職業上近似於白領群體；以及在知識方面，受過較好的教育。而這3個標準，可適用於4 類人：傳統幹部和知識分子階層；20至30多歲的高新技術人員；效益較好的企業職工﹔以及個體戶。

 

　　其實不管是香港、內地以至在台灣，中產者面對許多生活困擾，對職業保障、住房、醫療、退休、子女教育等，都有很多擔憂，引致焦慮，產生一種集體性的「焦慮症候群」。早在1926年，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已將焦慮與工業資本主義相聯繫，分焦慮為三種，一種是道德性的，源於良知的內咎﹔一種是情緒性的，屬於自我壓抑﹔還有一種是客觀性的，與潛在威脅有關，正是今日中產者的焦慮。

 

　　香港和內地的中產者產生焦慮不足為奇，奇在台灣的平均收入比內地高，貧富差距比香港低，中產者何故也有焦慮﹖說穿了，不外是大企業的壟斷日益膨漲，中產者向上爬的機會不斷減少，向下流日趨普及，人生希望幻滅了，焦慮因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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