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can be without solid food for 40 days, you can be without water for four days, you can be without air for four minutes, but you can be only four seconds without impressions… that’s why art is so important. 」— Ulay

　　這是行為藝術家Ulay曾多次在工作與訪問中提及他對藝術的想法；在他看來，藝術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透過藝術，人們可以交流想法、意義和愛。

　　Ulay是一位大膽、獨立、前瞻的藝術家，他的作品一反常態，甚至有些顛覆印象中的認知；不過每每提及Ulay，不少人都會想起另一位行為藝術家 —— Marina Abramović；無疑，兩人有著很深的淵源，那長達12年的愛恨纏綿與共同創作的行為藝術作品都讓人難忘；不過，我們這次不談Ulay與Marina Abramović那12年間的故事與藝術，我們只談Ulay。

It’s through art that people exchange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and love. – Ulay

　　Ulay 1943年出生於德國，原名為 Frank Uwe Laysiepen，21歲已薄有名氣並結婚生子了；但他並沒止步於此，生活在德國的他對德國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產生了疑問及排斥，因而在1968年，他放棄現有的生活，只帶了一台相機、一台打字機和一輛租借的汽車，去到了阿姆斯特丹，加入了偶發藝術（Happening Art）團體「The Provos」並投身攝影，他開始了一系列以寶麗萊作為媒介的實驗與創作。那年他25歲。不久，他成為了寶麗萊的攝影顧問，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攝影、膠片及相機，就這樣，攝影成為了他首要的創作媒介。

大膽探討私密的性別議題

Ulay，S' he，1973-74

　　他早期的寶麗萊作品直截了當的圍繞著性別問題、身份認同等議題，利用鏡頭呈現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邊緣人；在他的照片中，有他近距離的自拍照，有流浪漢、變性者、跨性別者、異裝癖者等等，同時透過自身裝扮和攝影進行了一系列關於性別的實驗，因照片的寫實和題材的大膽、私密和尖銳，在藝術界引起了不少嘩然，在當時算是十分震撼及激進。

Ulay，S' he，1973-74

Ulay，S' he，1973-74

　　這些顛覆性的攝影作品包括探討性別問題的「S' he」 (1973-74)、「White Mask」(1973)、「White bride」（1973）、「Death of a Transvestite」（1973）、「Elf」（1974）和「Sex-Stretcher」(1974)等，他利用自己的身體作為語言，透過化妝和裝扮，扮演不同角色，建構多重身份；不管是他穿上白色婚紗、或是穿上女性內衣，還是在半張臉上化妝，都產生了一種與本身認知相反的視覺衝擊，其中一件作品「White Mask」，他用白色的顏料塗抹在自己全臉，營造雌雄莫辯的臉孔。

Ulay，S' he，1973-74 

Ulay，S' he，1973-74

Ulay，White mask，1973 

Ulay，White mask，1973

Ulay，White bride，1973

　　對於男扮女裝，男性化妝等一系列作，至今也有不少類似的題材，在現在看來，或許我們已經比較能接受，但這個文本本就應該放在當時的社會規範和語境看，而Ulay的作品無疑是將社會問題赤裸裸地搬上了檯面。

Ulay，Death of a Transvestite，1973

Ulay，Death of a Transvestite，1973

Ulay，Elf，1974

Ulay，Elf，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