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勢危與安倍經濟學末路

　　在以巴炮火的掩蓋之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民意支持率「悄無聲息」跌到了他上任兩年來的底谷，在28%至29%左右掙扎求存。上一位能夠與他比低分的自民黨首相是麻生太郎，在2008年12月曾跌到23.9%。正所謂低處未算低，岸田再堅持一會兒，也許就能趕上麻生？

 

　　民意支持低迷對岸田政途的打擊已經浮現：一方面原擬在年底舉行的大選一拖再拖；另一方面自民黨也出現替換黨魁的暗湧，岸田的黨內支持度排名已經跌到了第五位。岸田的去留本來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日本首相更迭之頻密如「旋轉門」般令人眼花瞭亂，且換來換去離不開自民黨派閥在門背後的觥籌交錯，首相下台不過是過眼雲煙。

 

放棄超寬鬆就是放棄安倍路線

 

民生壓力導致岸田內閣支持率跌破30%（美聯社）

 

　　但岸田的勢危，確實牽扯到一個令自民黨極為頭痛的問題，就是所謂「安倍經濟學」的窮途末路。想當初岸田接替因東京奧運引發民怨而下台的菅義偉，行事是何等凌厲？他一方面提出扶植中產的「新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發動閃電大選鞏固其首相地位，奈何才兩年時間已經落得一副疲態，無論是在政治和現實生涯中都變得步伐蹣跚。

 

　　事實證明，岸田在安倍路線的陰影下動彈不得。今年4月初，安倍路線支持者、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下台，由岸田任命的植田和男接任。外界普遍預期，岸田在完成央行人事調整後，會改變黑田堅守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然而半年下來，無論日圓如何貶值、物價如何上升，植田卻仍是按兵不動。

 

　　原因在於，日圓貶值、物價上漲、經濟萎縮等等，表面上只是一堆「客觀」經濟數據，但日本央行如何決策，觸及的其實是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改變超寬鬆貨幣政策，即意味著放棄自民黨過去逾10年推行的「安倍經濟學」。

 

　　換一個角度說，僅僅依靠「經濟理論」，其實不足以解釋日本的超寬鬆政策何以維持這麼長時間。如果此時宣告「安倍經濟學」破產，岸田內閣和自民黨必然會考量，對即將到來的大選產生何種影響？更為頭痛的是，一旦告別安倍經濟學，自民黨內暫也看不到有哪位政治人才，有能力提出可替代方案。

 

透支全國財力扶助財閥

 

岸田早前訪問菲律賓，與菲國總統小馬可斯共商應對中國（美聯社）

 

　　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面對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和華爾街金融海嘯帶來的經濟困境，決定追隨奧巴馬政府「大水漫灌」，提出大規模寬鬆、擴大國家財政支出、改革經濟政策「三支箭」，統稱為「安倍經濟學」，以提振通縮、減輕私人企業債務負擔、協助日企投資海外。

 

　　「安倍經濟學」貫徹了自民黨與財閥立場高度一致的政治優先秩序，其思路無非就是政府通過超寬鬆貨幣政策，透支全國財力扶助財閥，透過企業對外投資，搶佔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市場，重振工業出口國地位，再寄望活血後的日企回饋國民，重回昭和時代的盛世之路。

 

　　然而事與願違，昭和時代已經遠去，日本再難復刻冷戰時期工業起飛的國內外有利條件。日企雖然獲得超寬鬆貨幣政策支持，但在產業技術更新和拓展市場方面卻差強人意：手機和家電市場先後被韓國、中國超越；高鐵海外項目面對中國競爭漸感乏力；電動車在起跑階段就輸給了美、中兩國；甚至是相對有優勢的晶片及原材料技術，在美日韓同盟緊密合作的旗幟下，也開始被韓國「分享」。

 

日本中下層階級望梅止渴

 

安倍遇刺逾一周年，自民黨仍未找到新方向（美聯社）

 

　　由於日企遲遲未能再創「昭和盛世」，依賴企業回饋國民就成了「望梅止渴」的空想。持久的生活壓力不見緩解，國民正在失去耐性，2021年菅義偉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強行推動東京奧運舉行，引發日本罕見的示威抗議，最終迫使他下台，岸田接任。

 

　　岸田此時顯然已意識到「安倍經濟學」的失利，因此甫執政就提出「新資本主義經濟」，呼籲企業「自願」給員工加薪，增加中產群體份額，提升國民消費力。事實上，植田和男出任日本央行行長後，一再強調要推進「薪資、物價和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和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思維也是一致的。

 

　　然而，無論是岸田作為首相，還是植田作為央行行長，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政策慣性下，對「安倍路線」也只能小修小補，不敢偏離其左右。而中下階層國民感受到的只是物質不斷上升，生活壓力百上加斤。岸田上周宣讀應對通脹的經濟對策後，有民調顯示其支持率斷崖式暴跌了10.5%。

 

中國電動車已加入全球市場競爭（美聯社）

 

　　換言之，岸田任內積極推動之事，但凡擴軍、核污水排海，皆非急民之所急。而民眾真正關注的經濟民生，他恰恰交了白卷。雖然安倍已死於街頭刺殺，而岸田及自民黨卻未能從安倍的影子下走出半步。這個僵局恐怕會給日本國內外帶來持續的混亂和衝突：

 

　　在國內，安倍去年的遇刺本就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側寫，而岸田民望的斷崖式下墮，也進一步說明把財閥利益凌駕於民生之上所引發的社會不滿；在國外，日企拓展海外市場失利，將促使自民黨更激進地「應對中國」，包括推動各種圍堵和排斥中國的軍事或經濟同盟，在東南亞等地推進反中陣營，為日企進佔新興市場創造空間。

 

　　事實上，自民黨近年歷任首相們無論訪問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無忌憚地指名道姓要「應對中國」，除為修憲擴軍製造理由，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海外市場，日企已經無處不在地遇上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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