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外長上任的首十天

　　自從駐美大使秦剛從王毅手中接過中國外長一職，北京先後接待了菲律賓和土庫曼兩個國家元首的最高級別來訪；然後按照外交部傳統，他甫上任即出訪非洲。
　
　　在接待來賓，和準備出訪非洲之餘，這位新外長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等外國對等官員通了電話。待到他出訪前一天，又因為入境防疫安排的分歧，中國暫停辦理韓、日兩國國民的短期入境簽證。
　
　　當中國新外長的專機飛往非洲途中，又短暫降落在達卡的國際機場，以便他與孟加拉外長莫門舉行短暫會晤。而上述所有事件，前前後後都只是在大約短短的十天之內發生。

中國新外長秦剛需維持中美外交溝通渠道暢通（資料圖片）

中美為全球激烈博弈做準備
　
　　在中國展開頻密元旦外交活動之時，同樣在短短的十天之內，德國、南韓、立陶宛的國會議員、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相繼造訪了台島；此前表達過訪台意願的美國眾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錫，經過15輪投票後「天降大任」，終於當上了眾院議長，並且第一時間成立了推動對華冷戰的眾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而美國伯克級神盾驅逐艦「鍾雲號」，亦在新年首次穿越了台海。
　
　　同一時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展開了歐美五國之行，以討論「中國威脅及台海局勢」推動與美歐各國的「安保合作」為契機，推動軍國復活。而美國副國務卿費爾南德斯也到了首爾，催促南韓加緊落實與中國產業技術及供應鏈脫勾。
　
　　遠在左翼政黨相繼執政的拉丁美洲，即將訪華的巴西總統盧拉在上任首周，就遭遇右翼前總統博索納羅支持者的暴亂，國會、高等法院、總統府被佔領。雖然盧拉調動軍隊平亂，但巴西政局顯然面臨一段動盪時期。

　
「戰狼外交官」並非個性表演
　
　　秦剛不待3月兩會召開，就於去年12月30日接任外長，這場看似急匆匆的人事安排，同樣在過去十日引發各種揣測和話題，而且大多集中於他的禮賓司長資歷、「戰狼外交官」等行事風格、以及是否有足夠經驗應對錯綜複雜的外交局面。
　
　　其實，只要羅列上述十天國內外發生的事件，就不難理解到，當前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全球局勢，重在看大局，而不是個別外交官的行事風格。秦剛匆匆回國，反映在去年下旬的某個時刻，北京確信在新的一年，中美在全球範圍的外交博弈，將提升至更激烈和更廣泛的層次。在中美對話難有突破的情況下，秦剛繼續留在美國的價值，已經及不上他盡快回國，與原外長王毅一同應對美國走向總統選舉年而即將出現的「驚濤駭浪」。
　

王毅需要凝聚綜合國力迎戰中美激烈博弈（資料圖片）

　　而講到「戰狼外交」，過去數年最為經典的一幕，其實是發生在剛卸任的前外辦主任楊潔箎身上。他在2021年初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上，厲聲發出「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大白話。當時王毅作為外長，大部分時間都是默默坐在楊潔箎身邊，聽他「拍桌子罵人」。
　
　　換言之，「戰狼外交」並非中國某位外交官單打獨鬥的「個性表演」，而是北京面對國際大氣候惡化，尤其是美國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對華展開貿易戰，及其後拜登政府對華展開「激烈競爭」之下，做出的一種即時性戰術反應。它要求中國外交官改變過去一段時間致力爭取西方友誼的慣性，而展示北京「敢於鬥爭」的姿態。
　
　　因此，媒體和輿論在探討中國外交新動向時，不應過高評估新外長個人行事風格的影響。尤其不應忽略，在秦剛接任外長的頭十天，王毅也在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的新崗位工作了十天。
　
綜合國力需形成拳頭力量
　
　　如果僅僅是把王毅和秦剛形容為「戰狼組合」，措辭雖然充滿張力，但同時卻也是在暗示，未來北京的外交工作，除了延續原路線外並無新思維。筆者反倒認為，僅僅是依賴外交部展示「戰狼精神」，恐怕已跟不上中美全球激烈博弈的新形勢需要。
　
　　因此，當前最為值得觀察的一個主要動向，是中國的外交決策和執行機制在新時期會發生何種變化？有關問題仍應首先緊盯王毅，因為按照現有體制，作為中國外交及國際戰略安全政策的制訂者，他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凝聚政治、經濟、軍事、科研和文化等綜合國力，在外交領域形成拳頭力量，來應對各種外來挑戰。
　
　　另一方面，秦剛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執行者，他的禮賓司長及駐美大使歷練也俱有雙重作用：第一個作用是在國際博弈的激烈環境中保持中國應有的外交禮節，例如他上任後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南韓外長朴振通電話時，措詞都在禮儀規範之內，但現實中，布林肯訪華仍然無期，南韓亦因為對華歧視性入境安排而遭到了中方對等制裁。

中國去年初出動運20大型軍用運輸機向太平洋島國湯加投送救災物資（資料圖片）

中美需維持外交溝通渠道以防誤判
　
　　隨著中美在未來的激烈角力只會有增無減，秦剛的前駐美大使身份還扮演著一項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兩國關係徹底鬧僵，或是發生不測事件時，維持最基本的外交溝通渠道，防止兩個核大國陷入不可控的危機甚至災難。
　
　　事實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上升，及一帶一路合作向全球伸延，不僅是中國外長，甚至是中國駐外前線外交官員，都可能遭遇各種突發情況，重則包括國外軍事政變、內戰下的撤僑或保護中方設施基點，或是應友好國家要求提供安全保障；輕則包括參與大型海外救災或是人道援助等，都可能觸及中國的軍事、基建、財政、交通、醫療、科研等各方力量。
　
　　中國的外交官員將在愈來愈多情況下，發現他們不僅只是既定政策的執行者，也是各種突發狀況的應對與決策者。如何貫通決策與執行過程中的種種權職和行政關節，令綜合國力得到最大化發揮，並加快對各種事態的反應速度，是比「戰狼外交」更值得關注的深層次中國外交體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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