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變成了一種圖騰。不去維園，就等於忘記六四；不表態，就等如支持今日北京政權，忘記了死難者。

 

　　像這個專欄差不多每年到時到候都寫一次，在電台每年都循例講一次。或許這應該是最後一次。

 

　　六四那一年，在8號風球淒風慘雨下去了維園，抗議北京戒嚴；之後兩次大遊行，站在起步點，舉著橫額，走在遊行隊伍前；六四當天坐在跑馬地馬會，無淚無言。

 

 

　　之後每一年都會去維園，但大部分是中午的時候去。在熾熱艷陽下，空洞而無人的維園更顯孤寂。

 

　　在佔中之前，經常被邀在大學或在一些公司或社團組織內，講述當代中國發展，許多時也會講六四。30年來，在公在私，我沒有改變看法，就是

 

　　1、軍隊向自己人民開槍是錯的；

 

　　2、不應糾纒在天安門清場時有沒有死人，雖然事實上學生是和平離開天安門廣場，也不能以此改變暴力鎮壓長安大街和木樨地民眾的荒謬；

 

　　3、期間有不少軍人也給示威群眾燒死打死，同樣也一樣不能改變八九民運的本質。

 

　　某年跟一班老師講當代中國發展，一位老師問我對六四看法。我說完以上三個原則後，說八九民運，學生的初心是反貪污、反官倒、反腐敗。整件事的後期發展確實變了質，但學生訴求是純潔的，是良知的呼喚。但我們也不能抹殺北京政府在之後多年來帶領國家走上繁榮富強，千萬百姓蒼生脫貧這些事實來。

 

　　我以一個男人有過婚外情例子說，對，男人為妻子帶來無比傷害，當時還不肯向妻子說對不起，亦沒有認錯。但之後20年，他勤奮工作、不亂花錢、循規蹈矩、愛護家人，他是個好男人，還仍是那個壞男人？

 

　　若女人每年總在某些日子，舊事重提丈夫婚外情，試問這個男人在家庭中如何抬起頭來，家人又怎樣平靜生活下去？

 

　　人的一生，總有犯錯時候；若其他人只咬著他做錯的一刻，而抹殺他一生所作的對，又是否公平？那位教師突然淚流被面，說我的例子正是她父母的多年經歷。她說會知道應該怎麼做，會跟媽媽好好說。

 

　　我支持支聯會說平反六四，卻反對她叫結束一黨專制，這是井水侵犯河水，亦違反支聯會創立原意。最後一次去六四維園，是帶成年了的女兒去。我不用跟誰說我有沒有忘記，其實我去不去燭光晚會，有沒有忘記，都是一個人的事，不需要通告天下。

 

　　六四後的清明節，在冷寒的街燈下，我點燃了同行朋友的一支煙，放在地上；空洞無人的天安門廣場，更顯淒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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