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早在幾天前就過去了。上學的時候，我特別討厭寫年度總結，因為那時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沒有甚麼可以總結的以外，總是覺得沒有必要對一個向你強行下達任務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記得的總是會記得。後來發現記憶真的不是特別靠譜的事情，所以現在我願意用文字記錄下來。而我很小的時候，我一直以為，備忘錄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記在一本本子上，然後準備忘記。不過，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在去年，我的賽車成績還不錯，全國錦標賽一共十一場比賽，除了兩次賽車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領獎台，並且為上海大眾333車隊以及渦輪增壓賽車獲得了第一個全場冠軍。今年我也為斯巴魯中國拉力車隊獲得了第一個年度車手總冠軍。上一次獲得全國汽車拉力賽的車手年度總冠軍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國汽車場地賽車手年度冠軍，2008年全國汽車拉力錦標賽1600CC組車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經收穫了四個年度第一。在此感謝我的車隊朋友和技師們。1993年，我第一次在電視裏看見港京汽車拉力賽，我當時就立志長大以後要進入國家隊開賽車。後來，我長大了，也開賽車了，但國家隊沒了。1993年，我坐在電視機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後，我可以不負11歲的自己，還是挺為自己覺得高興的。其實我並沒有要很勵志的告訴大家堅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間，我其實完全忘了當年電視機前的我怎麼想來著。一直到後來有了條件才下意識開始嘗試練車。可能有的時候死死的堅持可能還在一個合適的時候重拾，無論對理想或者對感情都是這樣。當然，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異，並不那麼通用，純屬個人偶遇。我可不是機場電視傳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劉曹東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賽場上最好的對手，他也是中國最好的拉力車手，在2009年我贏了他，2010年輸給了他。一轉眼，徐浪也離開我三年多了，他更是當時拉力賽場上的王者。我是責怪他們的。因為他們讓比賽的勝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們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贏，也充滿遺憾，好似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和我做其他事一樣，也是時無英雄，讓豎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豎子，我明年是雙子座。我特別希望能和東東徐浪一起比一場。當然這話說出來沒有甚麼意義，他們不能復活，我也不願死去，純粹表達懷念。

 

　　有人離去，有人來到。我成為了父親。除了我特別喜歡我的女兒以外，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兒特別喜歡我，不出意外，她先學會了叫爸爸。有個媒體採訪過我，問我關於女兒和兒子的想法。我記得當時大致是這麼回答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兒高興，無所謂她能不能獲得中國意義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願意為她創造一切的條件，我願意為她生造一個世界，讓她不用在這個殘酷而缺德的社會裏受苦。當然，一切都隨她的意願。她如果願意嘗試，那做甚麼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險的一張防墜網而已。如若未來有變故養女兒困難，給李彥宏開車，替白燁磨墨，幫陳凱歌打燈，我都沒問題。當然，我還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該受苦了，他得紮到這個現實裏，奮力拼搏，養活自己並盡力改變社會，爭取給天下的小女兒們創造更溫良的環境。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其實是從2009年和2010年開始的。那時候我寫文章，針砭時弊，批評政府，完全發自內心的痛恨。我是一個最恨束縛的人，也是一個晚上開車看見路上有一個坑都會報警並守著這個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國突變成美國或者台灣式的社會。我甚至認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惡的源泉。制度必然帶來了巨大的弊端。我從這些批評中獲得了很多的讚譽，於是我開始在意於這些讚譽，甚至不自覺地迎合。然而悲憫都抵不過悲劇的重複。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評幾乎都是有罪推論和變種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我想在任何社會裏，這樣的批評都會受到民眾的歡迎。因為執政者的腐敗和貪婪，這個社會官民對立嚴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對任何人說，咱們真是可憐，你的上司是個屁，他弄砸了這麼多事情，還開好車養小蜜。以你的能力，遠不應該只獲得現在這些，而且憑甚麼讓那個傻逼當你上司，人人都有當上司和換上司的權利，他的那些東西，都應該是你的。這話除了那個上司不愛聽，誰都覺得說到他自己心坎裏去了。我這麼寫文章，再加幾句俏皮話，大家肯定都覺得我說的特別好，而且凡是不贊同者，皆會被民眾說成五毛，是權貴之走狗，民主之敵人。就算想批評我兩句，也得先誇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兩句，否則很容易引起不滿被戴上各種帽子，就像我批評的那些人給其他反對者扣帽子一樣，所謂左右之間互相從來都沒有協商和妥協。當我發現批評我的人愈來愈少或者愈來愈小心翼翼的時候，我自然高興了一陣子，但後來我總覺得不對勁，我知道無論我說的多麼對，我必然有地方錯了。

 

　　於是，想了很久，我逐漸覺得，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2011年間早些的一些文章，從寫錢雲會村長的《需要真相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開始有所變化。當然，在批評中，如果兩者並列，則應先批權貴，因為很簡單，權貴撈著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這不代表一個好的作家應該無窮盡無底線地討好民眾。你說民眾多麼好多麼對多麼善良多麼高素養，民眾應該得到甚麼甚麼，民眾應該享受甚麼甚麼，天賦民眾各種權，民眾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雙眼皮⋯⋯這些話其實和當年毛澤東上位之前狂拍群眾的馬屁並沒有甚麼區別，民眾也許只是他獲得權力和威信的籌碼。在好幾年前，我還是一個堅決的革命者，認為凡是一黨專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須多黨派，必須直選，必須三權分立，必須軍隊國家化。當時也有朋友和我爭辯，說會死人，會混亂，會倒退。當時我的觀點是，不一定啊，沒試過怎麼知道，你那是統治階級的推辭，再說了，甚麼事情都是有代價的，你不做的極端一點，不激進一點，你怎麼剷除頑疾，大亂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亂世，我未必不是梟雄。但是逐漸我發現，這種態度和那些獨裁者的「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實差不多。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之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在品質上未必相反，甚至類同，只是他們各自高舉著不同的旗子罷了。你未必不會成為那個曾經最讓你噁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為一些別的甚麼，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關的自由，我會依照憲法，不停地要，躺著，坐著，站著，走著，寫著，說著，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無推動，無變革。至於寫作，在新年裏，我希望我能寫的只讓我自己更喜聞樂見，不再討好除了我女兒以外的任何人，想寫的寫，不想寫的就一個省略號。

 

　　最後，在過去的一年裏，我的個人感情方面⋯⋯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韓寒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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