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七回歸前中英談判期間，先師牟宗三先生曾指出英國人是講法治的民族，中國人則講權術，所以很難談得攏。結果其後中英只是發表《聯合聲明》，不是一紙協議。說到權術，人們腦海立即閃現陰險狡滑、爾虞我詐的面貌。中國人確是精通權術的民族，在傳統戲曲舞台上，白臉曹操和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已成了中國人的權術化身。

但這不等於說，西方人便是白紙一張，無權術可言。西方的權術觀以十五、六世紀的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亞維利(N. Machiavelli)為代表，所寫的《君主論》影響深遠，曾被列為禁書，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得以恢複名譽。

《君主論》闡述了君主應該怎樣進行統治和維持，講實力原則，槍杆子出政權，同時要不擇手段，智勇雙全，既要效法狐狸的狡滑，又要擁有獅子的勇猛。這種西方權術觀，與中國相比，其共通點在於，講的都是帝王之術，而其哲學根基，都是認為人性皆惡。中國的權術觀主要以法家的韓非為代表，而韓非的老師正是倡言性惡論的荀子。至於馬基亞維利，也是認同性惡，認為人性貪婪、自私，索求無度，忘恩負義。

馬基亞維利這本書，在西方被稱為邪惡的聖經，是很多君主的床頭書，他本人則被形容為“暴君的導師”。他的權術觀與韓非不同之處，是比較唯物，例如重視軍隊實力，而韓非的一套則比較唯心，帝王“潛禦群臣”，人心成為“陰森的秘窟”(牟宗三語)，陰險狡黠得多。馬基亞維利講權術始終是明刀明槍的，有跡可尋，例如他喜歡搞平衡術，知道人是無法摒除私欲，只有平衡和利用人的私欲。他提出的管治手法也是平衡術，君主既要令人民畏懼，但又會適可而止，不會讓畏懼化為仇恨，因仇恨而生造反心，這樣反而人會威脅政權的穩固。

或者說，馬基亞維利的一套是陽謀，韓非的一套則是陰謀。其權術既有帝王禦臣之術，也有人臣事君之術以及弄權之術、奪權之術、伐交之術。往往明是一套，暗地裡又是另一套，表面上用人唯才、任能為官，但骨子裡永不知其葫蘆裡賣甚麼藥。韓非認為權術的特質有三。其一是人主獨掌大權，任臣使下才能得心應手；其二是“周密深藏，神不可測”，毫無形跡可言；其三則是“權變用奇，詭詐多方”，人主必須善用智巧，隨機應變。

古代君臣之間的權術運用，到今日已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官場上的為官之道、馭下之道、迎上之道。事實上，“權術”的“權”字，本身有“權變”之意，是一種詐術。而在現代官場，明爭暗鬥，一樣離不開權術。香港回歸後，當官的要打交道再不是深諳馬基亞維利權術觀的英國人，而是有二千年韓非權術智能的內地高官。中港交流，香港官員首先要惡補的，恐怕便是這種權術智能，如果不通曉，或權術不到位的話，就很難善始善終，甚至失去保身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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