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修例風波爆發後，北京治港人事相繼變動，先是剛卸任的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今年1月4日臨危受命，執掌香港中聯辦，繼而是2月13日，北京宣布由曾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此一重大調整，意味北京大幅度提升治港班底的政治地位。

　　夏寶龍與駱惠寧有一個共同標籤，都是從地方官場自下而上成長起來的「地方大員」。夏寶龍當過教師，駱惠寧當過工人，後來相繼經由共青團逐漸進入官場，而後雙雙成為主政省級的「封疆大吏」。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迄今已有23年，但香港人心始終未能歸順，及至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嚴重衝擊香港局勢和「一國兩制」，北京作出人事調整，似已意味治港政策行將有變。早在1月20日，駱惠寧履新不到一月，已在《人民日報》撰文，指香港要建立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弦外之音，似是希望盡快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到了昨天(4月15日)，駱惠寧在「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舉行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剛開通的網站致辭，又重彈此調，表示香港回歸以來，在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上，始終不夠完善，突出了短板，關鍵時刻會成為致命的隱患，應要盡快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他特別提及四個「該」﹕「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聲稱絕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

　　無可否認，自四中全會以來，本港推動23條立法未有進展，而今年新一屆立法會的選舉在9月便要舉行，鑑於上次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民心思變，深恐於9月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又再遭受「滑鐡盧」，喪失對立法會的操控權，令23條立法的進度繼續受阻？會否趁現今立法會建制派有票在手，盡快就23條立法是最佳時機？

　　如果駱惠寧真有此想法，他的致辭提出的四個「該」，似是對特首林鄭月娥有所「暗示」。特首是否明白這個「暗示」難以得知，但至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已在同一場合應聲附和，聲稱香港未就《基本法》23條立法，未履行憲制上的責任，是特區政府的一個「空白」，也是特區政府難以逃避的責任。 

　　但只有李家超的附和顯然不夠，問題仍在特首林鄭月娥的取態。她會在任內完成23條法還是留待下一任特首去做？如果她不會續任，幹麼仍要擔負此一重任？而且她如今已忙於應付新冠病毒疫情，若還要求她在9月立法會選舉前完成23條立法，豈不是要了她的命？

　　然而政治總是波譎雲詭，風高浪急，駱惠寧在這個骨節眼給特首這道難題，說不定也是對她的測試，若她辦不到，也正好是讓她下台的一個藉口。而事實上，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而且正如孟子所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香港如今最大的問題是人心撕裂，反修例運動中大批年輕人的躁動，不愛國、不認同國家民族，正好說明這是特區政府國民教育的全盤失敗。也許當務之急是教育，而不是23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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