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2017

為甚麼審判還是這麼不公平？

　　在香港終審法院大樓門廊頂上的正義女神像，相信是香港最熟悉的建築裝飾雕塑。女神手持天秤與劍，矇著雙眼，代表公平和正義，與很多西方城市的法院建築雕塑相類似。

　　正義女神（Justitia），是古羅馬代表公平正義的女神，是作為法律基礎的公正的象徵。17世紀英國哲學家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說：「正義的形象必須遮著雙眼，因為她不會看到爭執的雙方有任何不同。她只有一副天秤和砝碼，不分貧富或是強弱。」對於受害者如此，對於嫌疑犯或被告也如此。受害者的身分不影響警察的執法、檢察官起訴或者法官判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但是，司法真的是公正、平等的嗎？且不說受政治操控的司法非獨立的國家，即使司法獨立而且有優良法治傳統的國家，錯誤的裁決還是屢屢發生。許多人還是無辜地坐了多年冤獄。因為一宗刑事案件，牽涉受害者、嫌疑人、法官、檢察官、證人、專家、群眾，和整個社會對類似罪案的觀感……，所有人的視角都有自己的主觀因素的限制。

　　美國卓克索大學（Drexel University）法律系副教授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深入探索研究美國的許多案例，用心理學、神經科學和人性誤區告訴我們：為甚麼司法判決還是那麼不公平。他去年出了一本書，中文版叫《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Unfair: The New Science of Criminal Injustice）。一段段故事就像精彩的犯罪推理短篇小說集—但書中情節卻都是真人真事。針對司法體制，作者提出了我們最在乎的問題：「正義究竟該如何達成？」

　　性侵受害者來到警局，準備從眼前的五個人當中指認出犯人。在這五人裏，她明明看見真正攻擊她的人，卻指認出無辜的懷特。她對自己指認結果的確信，讓懷特平白坐了二十八年冤獄，還錯放了真正的兇手繼續犯案。根據上千件針對記憶的研究和真實案例，平均每三位遭到指認的嫌犯裏，就有一人是無辜的—人類的記憶原本就有盲點，而司法制度又使得盲點的後果更加嚴重。

　　湯普森遭控謀殺，死刑定讞。他幾度命懸一線，直到律師在湯普森同時期的另一件搶劫案中找出塵封多年的血液證據，證明了他的無罪。九年來，搶劫案的檢察官刻意隱瞞了這項證據，可是，這不是因為檢察官顢頇殘酷，反而是因為他一心伸張正義，希望能不辱使命地制裁犯罪，而制度的缺失也給了他知情不報的機會。

　　當一個損害造成時，執法者想要找到罪犯，並且藉著處罰來重整道德秩序，這種欲望有時候違背了我們對於公平的承諾。在我們的心靈深處，究竟存在甚麼樣的本能，讓這一切不平等的審判得以發生？

　　檢察官、陪審員、法官以為事實昭然若揭，卻不知道自己只看得見自己相信的事。我們以為義憤填膺是在守護最重要的價值，但立意善良的好人，卻可能促成令人遺憾的不正義。

　　人的大腦與心理究竟有哪些運作機制，刑事程序又出了甚麼問題，使得整個司法體制不但無法主持正義，反而危及了社會中最弱勢的那群人？

　　班福拉多的著作指出：人類與生俱來的限制，阻礙我們實現真正的正義。

　　《不平等的審判》是一本值得我們花時間細讀的書。它檢視司法制度，從「調查」、「判決」、「處罰」到「改革」，其中有幾點令人省思：

　　一、自白即認罪是不是判決重要的要素？在美國是。但實際上嫌疑犯的認罪是檢調單位以他們辦案專業，誘導甚至逼迫下的產物，比如說「認罪沒有什麼大不了」，暗示「認罪可以獲減刑，使案件很快結束」，於是嫌犯的自白就走向辦案者所要的方向。

　　二、證詞是目前司法上重要的証據，不幸的是從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人的記憶是隨時被自己和情境改變的。

　　三、懲罰的動機是否對受刑人的報復？懲罰是讓受刑人受到教化使他重返社會，還是讓他與社會隔絕，避免再傷害他人？法官判刑有多大程度是基於對罪犯「報復」？書中談到：受害者被標籤、法官角色定位、不同背景的大眾對同一案件的歧異立場。藉著對證人記憶、犯罪心理等的深入剖析，作者也揭露了人類心與腦的運作實際上如何恆常地偏離認知的常軌，根據最新科學進展，我們有可以怎樣有效修正司法偏失。

　　除了討論司法正義，書中也積極探討：面對社會上層出不窮的犯罪，甚麼樣的心態和做法，才能真正促進未來的安全？有限的資源該如何分配，才能使社會安全最大化？

　　人一直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警察會說謊、陪審員有種族主義、偵察人員怠忽職守、法官固執、證人有偏見，而律師則過於自我膨脹。人的直覺如此根深蒂固，很難讓人認為直覺可能有錯。就算制度完全照著設計運作，還是會作出錯誤的有罪判決、讓程序受到偏見的影響、蔑視人權，並造成不公平的對待。法律結構本身就帶有不公平，它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鐘都影響結果。不公平是源自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司法審判不公正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獨有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全人類的課題。

　　在司法體系中，對於公正性產生最大威脅的並不是壞人刻意做的壞事，而是那些未被正視的心理因素讓心存善念的警官、法官、陪審員、檢察官和證人所做出的行為。

　　作者在給這本書的台灣中文版寫的序言中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從科學的角度，揭示法律工作者是如何做決定的，以及哪個環節可能會出錯。許多研究結果令人驚訝，因為它的確與我們大部分人篤信的真實相違背。目擊者信誓旦旦地闡述他們腦海中的印象，但其實那是子虛烏有的事物；自認平等待人的人可能會歧視他人而不自知。

　　作者認為必須戰勝那些藏於法律中帶有破壞性的迷思，重新定位司法系統─即要接納以證據為根基的司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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