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這條中國古訓，經歷過時間的檢驗，相信也適用於今天的人口政策。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始於七十年代，自從八十年代變成強制性政策，在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下，對於管理人口起到了一定的幫助，也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起飛，減輕一定的負擔。然而，當年的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勞動力供應接近頂峰，更重要的是，二元結構所造成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人數已經大幅下降。這帶來了近年工資的暴漲，弱化了製造業（尤其是出口製造業）這個傳統增長引擎。在相當意義上，中國經濟今天所出現的結構性困境，與人口結構上的逆轉有著直接的關係。

 

　　中國的人口結構，有著三個比較明顯的特徵。首先是政策主導。人類歷史上人口結構出現較大變化，往往和饑荒、疾病或戰爭關聯。現代社會生活模式的改變及避孕手段的普及，也影響了出生率，但是像中國這樣通過政策干預影響生育曲線、改變社會關係，則是史無前例的。在中國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決定不是來自家庭，甚至不是來自上帝，而是取決於政府。

 

　　其次是斷崖式人口構造變化。由於獨生子女政策是一項人為的決定，通過政府意志和手段推行，使得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出現裂口，勞動力供應圖更有斷崖式的下跌，我們即將進入一段人造的來勢兇猛的勞動力短缺期。

 

　　第三個特徵是未富先老。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國人收入亦有大幅上升。然而，由於人口結構上的缺陷，除非人均生產率又一次飛躍，我們未等全民小康，便已進入老齡社會。而且由於倒金字塔的人口結構，整個社會將面臨超高的供養比率，對家庭、社會和國家都是極其沉重的負擔。

 

　　反對改變人口政策的第一個理由是，過去30年少生了4億人口，創造了「一段較長時間的人口紅利窗口」。這個是歷史事實，但也恰恰是人口政策必須盡快改變的理由。上世紀50-70年代積聚起來的人口能量，被接下來的30年改革開放政策所釋放，中國的出口浪潮、消費浪潮、房地產浪潮折射著中國嬰兒潮人群的生命周期，為經濟的起飛提供了動力。然而，嬰兒潮人群已經接近退休年齡，他們的人生周期開始從勞動轉向養老，從儲蓄轉向消耗儲蓄。在現代的醫學條件下，80歲以上的超高齡人群在迅速增加，他們的醫療健康開支是60歲人群的8倍。中國每個勞動人口供養的60歲以上退休人口，至2030年將是目前比率的4倍。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挑戰。

 

　　反對改變人口政策的第二個理由是，人口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巨大，中國已經承受不了進一步人口增長了。此觀點似是而非。的確，過去20年的經濟起飛，建立在吞噬資源、污染環境之上，但無論放不放開人口政策，這種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了。我們需要改變的是生產模式、消費模式，令增長變得可持續，變得節省資源、環境友善。在此前提下，中國有空間適當放開人口控制。

 

　　中國的人口政策根本不是該不該放開的問題，而是不得不放開的問題。獨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結構扭曲，在人類史上也是罕見的（戰爭時期除外），其後果也開始浮現出來。勞動人口減少和農民工進城放緩，乃近年工資飆升的最主要原因，而生產成本驟增又是民間投資消失的主要原因。這是目前中國經濟困境的源頭，是「中國製造」金字招牌褪色的誘因。

 

　　這只是經濟長周期出現問題的開始。上海的出生率已經低過G7國家中最低的意大利，而全國的出生率僅有1.19%。如果人口政策長期不作出調整，我們的老齡撫養人口佔社會總人口的比率會由目前的12.3%升到2030年的23.9%。中國勞動力供應於2017年由過剩轉向短缺，至2030年，這個缺口可能超過5000萬人。中國的總人口在2033年見頂之後將直線下滑，縮減到2050年12.9億，2100年9.4億。這個過程中，無論家庭收支負擔、財政負擔，以至社會倫理、家庭結構，都將面臨嚴峻考驗。筆者看來，今天不放鬆人口政策，實際上是經濟慢性自殺。

 

　　勞動力供應屬於經濟長周期範疇。哪怕今天立即解除獨生子女政策，對今後20年的勞工市場也不會有多少幫助，但是對之後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又十分重要。至於其在道德、人權範疇內的意義，這裏就不贅言。

 

　　其實，人口政策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又是一個立竿見影、乘數效應高的刺激政策。5年來，中國政府在刺激內需、經濟轉型上，可謂不遺餘力，但是效果並不理想。民間消費進展不大、民間投資更節節消退，不得已，北京只能通過基建投資來拉動增長。這種政策刺激的邊際效果在遞減，成本卻在上升，更埋下地方財政和影子銀行兩大禍根。新一屆政府將新城鎮化當作經濟轉型、消費升級的核心。城鎮化從中期看的確是撬動經濟增長的槓桿，但是這個過程需要時間更需要資金來完成。城鎮化成功與否，不在於修建道路、出售住宅，而在於新城鎮如何產生就業機會。城鎮化需要起爆點，需要初始動力。

 

　　筆者看來，放寬人口政策恰恰提供了一個提振內需的起爆點。目前中國每年有1600萬人口出生，一旦全面放寬獨生子女政策，今後十年在正常生育之外預計至少有5000-8000萬補償性生育（即有進一步生育意願但是受到政策限制的人士重新進入生育大軍）。假定這批嬰兒每年消費1萬元，以三倍的乘數效應計，此政策對經濟的提振效應，不亞于當年的「4萬億」，且效益更高，可持續性更好，無需政府出錢，不虞銀行壞賬。

 

　　本文原載於新財富，為個人觀點，並非投資建議或勸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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