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務官比香港更精英化

　　新加坡和香港一向是「雙城記」宿命，從九七前後的「亞洲四小龍」，直到最近的抗疫表現，都一直被比較，皆因兩地有很多共通點，例如兩地均是小島，均是小型但開放經濟（small but open economy），均是依賴外貿等等。

　

「雙城記」的宿命

　

　　兩地也曾經被日軍佔領、曾經是英國殖民地，但是政治及社會制度的發展則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成為特別行政區，至今二十三年，經歷了四位行政長官。新加坡則在更早的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成為州份，再於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成國，由李光耀出任總理，在宗教族種文化各異的東盟諸國之間發奮圖強。

　

　　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具備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及軍隊；新加坡有選舉卻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政治學者普遍認為新加坡不是民主國家。但是，正因為執政黨有能力勝出選舉、控制國會，因此政府施政暢順效率高，國家穩定，人民富裕。而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沒有軍隊，沒有執政黨（行政長官在當選後必須退出所屬政黨），有的是強調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

　

　　在這樣的背境下，我們不妨比較兩地政府如何培育政務官，造就「雙城」差異。

　

　

新加坡比香港更加精英化

　

　　香港的公務員隊伍以政務官為核心骨幹，都是百裏挑一的天之驕子。然而，我認為新加坡在挑選及栽培政務官方面，比香港更加精英化。

　

　　新加坡著重精英教育，幾所頂尖中學幾乎出產所有政商界精英，李光耀和吳作棟就讀的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 (Secondary)）便是佼佼者。新加坡重視高學歷，推動同學爭取各種獎學金到海外留學，其中「新加坡總統獎學金」（The President's Scholarship）更是最高榮譽，得獎人必須具備過人的領袖才能，李顯龍及吳作棟便是例子。這些精英會到牛津、劍橋升讀大學，回國後加入政府做政務官，其後再保送至哈佛、史丹福大學等世界級學府進修。

　

　　反之，特區政府是在2014年才接受我的建議，設立「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資助優才到海外知名大學升學，並要求他們畢業後必須回港服務；比新加坡政府的步伐慢得多。

　

新加坡注著海外學歷

　

　　我八十年代在史丹福大學進修時，有一位比我年輕六年的曾士生（Chan Soo Sen）同學是新加坡政務官，從他的仕途發展可看出新加坡是如何栽培精英的。

　

　　曾士生是人民行動黨黨員，是「新加坡總統獎學金」及「哥倫坡計劃獎學金」（Colombo Plan）的1975年得獎人，在劍橋大學畢業後，1980年加入政府，再於1986年獲新加坡政府獎學金保送到史丹福大學修讀碩士。他曾任新加坡中國蘇州工業園區總裁，先後於國防部、總理公署、衛生部、教育部、社會發展及體育部、貿易及工業部擔任政務官。人民行動黨於1997年派他參加選舉，他成功當選為國會議員，後於2001年出任政務部長。

　

　　由曾士生的歷練可見，新加坡是非常精英化地挑選及培育政務官，由於執政黨控制政府、國會及公共機構，可以把政務官調配至不同領域學習，累積經驗，擴闊視野，再出戰選舉轉任議員，目標是培育可以帶領國家的領袖。

　

香港政務官多為本地畢業生

　

　　香港第一位華人政務官是徐家祥（Paul Tsui Ka-cheung）。他在二戰期間為英軍做過情報工作，戰後於1948年加入港府成為政務主任（當時稱為「官學生」），及後曾署任華民政務司及出任勞工處處長。

　

　　香港政務官的本地化過程極為緩慢，早期是每隔幾年才聘請數位本地大學畢業生，例如1962年入職的楊啟彥及陳方安生。六六、六七暴動後，港府在1968年推出「民政主任計劃」做官民橋樑，增加招聘，蘇澤光、梁定邦、鍾麗幗、施祖祥及關佩英等於1969年入職。

　

　　期後，港督麥理浩大展拳腳，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推動文娛康樂體育發展等，需要大量人才，港府於是在1973年「放水閘」，大量招聘本地政務主任，包括葉澍堃及黎慶寧等。我是1975年入職的，林鄭月娥則是1980年。

　

　　招聘委員會由現任政務官組成，可想像他們選拔人才時，會注重文書能力、分析能力、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性。換句話說，他們主要聘請良好下屬，而非培植精英領導者。入職後各種調任也是工具式、書寫式訓練為主，而非領袖式培訓。

 　

港府保送海外進修

　

　　七十年代，有英籍高官認為本地政務官視野窄、水平不夠，港府於是付高昂費用，讓牛津大學推出非學位培訓課程。港府保送本地政務官到牛津大學進修一年，除了課堂，還會帶學員去西敏寺參觀英國國會等等，說起來有點像現在的遊學團。

　

　　後來有本地政務官反映，他們花掉一年時間進修卻沒有學位，實在不值。於是公務員事務科改為保送他們修讀史丹福大學的史隆管理碩士課程或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管理碩士課程。記得當年我是第三位參加史隆管理碩士課程的，而曾蔭權則去了哈佛大學進修，因此他是沒有學士學位卻有碩士學位的。

　

　　由兩地培訓政務官的不同手法便可理解，為甚麼新加坡部長級官員的整體學歷比香港的官員高，閱歷會較豐富，個人政治魅力也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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