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梳化到洗手間　星巴克還能給甚麼？

　　休假的時候在餐廳邊飲齋啡邊劃手機，從一堆有關戰爭和經濟衰退的「大新聞」中，冒出一則星巴克的「小風波」——這家一向重視企業與社區關係的咖啡館，打算在美國分店謝絕對外開放洗手間。看完標題就知道議題會向哪邊走：「沒有了星巴克的洗手間，露宿者該怎麼辦？」

星巴克美國分店計劃謝絕對外開放洗手間（星巴克官網）

　　我是在倫敦首次幫襯星巴克，粗略回憶了一下，應該是1990年代末期，地點好像是King's Road附近。上網查，果然，英國第一家星巴克分店就是於1998年，開設在倫敦King's Road。看來記憶沒錯，今天的事不記得，以前的事記得很清楚，說明我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年齡印記……
　
　　而在1998年我尚算年輕，太陽升起之時消耗一杯摩卡、兩小時後一杯卡布奇諾、兩小時後再來一杯意式濃縮加冰，月亮升起之時換上兩杯酒精類飲品是等閒事，除了偶爾因為咖啡因失眠，或是因為酒精作用「唔知醒」外，唔似得今時今日只能限死一杯，而且也只能是有限度地周旋於Long Black和Americano之間。
　
星巴克的梳化與《老友記》
　
　　因為工作關係，我當時常去的咖啡館大多散布在Embankment經查寧十字路，再穿越Covent Garden的沿途。遠在King's Road的星巴克，應該是和一眾朋輩周末專程去的，因為畢竟是一家新開的美式咖啡館，頗能引起年輕族的好奇心，而美國大眾文化在歐洲其實是很受新生代歡迎的。
　

老友記少不了一張梳化（互聯網）

　　記得那是一家小店，角落處舒舒服服擺放了一張布藝的單人梳化，彷如走入了自家客廳。當時正好也是美國長命肥皂劇《老友記》（Friends）熱播之時，劇中一眾「劏房」男女，也常是圍著場景中的一套梳化你來我往，閒話家常。我的直覺是，有人把《老友記》的場景搬到現實生活中了。
　
　　我還記得在某個星期天曾在St Jame's Park的草地上，閱讀過一堆關於《老友記》的文化評論。其中一段寫道，這套長命劇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它反映了一種「後青春焦慮」。劇中所有主角都已經離開校園數年，很快就不能再視自己為「年輕」，但他們仍舊住在分租單位，無論是個人生活和事業都處於不明朗狀態。
　
1998年的彎道超車夢
　
　　美國劇情中的焦慮在英國也引起共鳴，就說明它已經成為跨大西洋的廣泛社會現象。事實上，那個年代英美相當一部分新聞報道或文學、影視作品，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新生代即使是教育水平比父母更高，但在人生道路上卻舉步維艱。相較於父母在大學畢業數年後就能工作進入正軌、順利購買物業、結婚生子，享受中產生活；他們卻在大學畢業很多年後仍沒有固定職業，仍住在分租單位，甚至在財政上仍需要父母的支持。
　

一家咖啡館可以承擔多少社會責任？（星巴克官網）

　　儘管如此，1998年的大西洋兩岸卻仍然能維持樂觀情緒，克林頓政府正在締造美國史上最多的政府盈餘，而歐盟亦即將推出歐元，地球村成為潮語，未來生機處處。身患「後青春焦慮」的年輕人走出自己的劏房，穿過因為室友懶於洗衣、洗碗而發出過期芝士般惡臭的共用空間，落得樓來走進星巴克，只要運氣好，你總還可以佔用那張乾淨的梳發一個上午，飲三杯高糖咖啡，在這公共而又私人的空間夢想自己可以在未來哪個時刻彎道超車，把喋喋不休的父母扔出車窗。
　
　　然後就是漫長而痛苦的幻滅過程。在美國，當華爾街十年後發生金融海嘯時，很多借力銀行槓桿而彎道超車，成功建立家園的男男女女，現在又在失業潮的打擊下被重新趕回了汪洋大海。那段時日美國媒體作了不少專題報道：不少人被迫回到了父母家暫住，而在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流連失所的露宿者打破了人們的固化觀念，他們不乏中產家庭後代，擁有專業技能，是大型科技公司工程師、金牌銷售員、金融分析師、退伍軍人。
　
星巴克的洗手間與露宿者
　
　　歷經「佔領華爾街」、「美國優先」等等運動，到了2022年，也就是當年那些坐在星巴克梳化上發夢的年輕人已經到了為退休金煩惱的時候，《老友記》那種不時傳出笑聲的肥皂劇已經遠去了，而圍繞著星巴克的話題，也不再是那張舒適的梳化，而是它的洗手間要不要繼續向公眾開放。
　
　　話題變得沉重，氣氛不再那麼友好，而星巴克創辦人舒茲說得很婉轉，他表示「日趨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令員工難以管理店面。為了客人和員工的安全，可能會改變對外開放洗手間的政策。究竟甚麼是「日趨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有前員工和知情者在報章留言稱，一些露宿者在店外紮營，用店內設施洗浴，在地板上便溺，還毆打咖啡師。還有更難處理的問題，例如是在洗手間使用毒品及引伸的報警、召喚白車等等問題，已經成了在星巴克工作的主要困擾。
　

美國的露宿者問題惡化（互聯網）

　　從星巴克的梳化到洗手間，一家私企究竟能夠解決多少社會問題？實際上我們見證的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即使是在歐美以外的地區，我們亦一直是在某種文宣與話術中成長，把社會問題歸咎於個人或是企業的選擇結果；例如透過對各大企業或商場「公共空間」的文化吹捧，來偷換社會個體在現實生活中對私人居住空間的需要；又例如把「草食男」、「少子化」、「啃老族」描繪成一種年輕人的個人選擇，用各種「優雅」的話術，把就業不穩定和居住成本上升等新生代面對的困擾，不動聲色地掩蓋起來。
　
　　在這個類似於某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想國」，咖啡館和快餐店擔起了為露宿者提供洗手間和過夜之處的社會職能，而政府的職能則被轉化成某種冗長而又毫無效果的立法和行政吵鬧。直至咖啡館裏的客人和員工要開始提防露宿者闖入時，這個自由烏托邦的門窗顯然已經在社會矛盾的衝擊下出現裂痕，隨時都可能傳來玻璃破碎一地的巨響，及客人們不知所措的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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