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益」如果單單是指金錢上的「成本」，財務上的「效益」，這可以是一個「致命」的定義。

　　剛上任的特首林鄭月娥認為工業意外「一宗都嫌多」，但根據勞工處的數字，今年度首四個月已經發生11宗致命工業意外。在「價低者得」的採購模式下，承建商會否因為要壓低價格，而犧牲了工人的安全保障呢？這是一個令人憂心的議題。

　　在其他先進地區 (例如英國、美國及澳洲) 提及「成本效益」，從來都是指「社會的成本」及「社會的效益」，早就超越了金錢這個狹隘的框架。對比之下，香港對「成本效益」的理解，顯得「致命」的落後。

　　甚麼是「社會的成本效益」呢？當工業意外發生時，傷者或死者家屬會面對各種傷害，包括家庭喪失經濟、情緒困擾、甚至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和教育等等，都由工人及其家人去承受，社會需要增加對這些家庭的支援，這就是社會的成本效益。

　　罰款、補償及判監的方式雖然可以將社會成本從新歸入承建商身上，但在這情況下承建商可能出現賭徒心態，「搏一搏」意外不會發生，成功了就可以省掉成本。可惜，失敗的人命傷亡實是無價，要令工人的安全得到最佳的保障，除了亡羊補牢的判罰外，必須從政府、企業採購的條款入手，將工人的安全裝備、安全監督等納入作為採購的重要指標。加入這些條款後，即使承建商的出價再低，若未能符合有關要求，亦不能投得合約。

　　筆者在上一則有關外判清潔工人的篇章提到，政府選擇承辦商時應考慮其僱員的薪酬及待遇，打破外判工人「五無」的局面，而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正正就是當中必須的環節。不論政府或私營機構的外判制度，都應該對承辦商在這方面定立充份的量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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