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社會跟隨國際潮流，期望以創新推動社會變革，解決社會問題。各類創新舉措，由智慧科技到社會創業，以至STEM、設計思維等課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熱潮之下也有聲音呼籲人們冷思考，認真檢視創新是否真正推動社會變革。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在2018年一篇題為《社會企業不等同社會變革》（Social Enterprise Is Not Social Change）的文章中指出，社會問題大多有其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原因，常常涉及人與政治。如果僅僅將社會問題界定為技術知識的缺乏，實際上並沒有觸及權力不平等的本質（註1）。類似的，有學者點評本港智慧城市發展時提出，城市是人與人相遇而產生「邂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ncounter）之空間，只有建立一套為大眾接受的社會契約，公平正義地處理這一空間下不同社會群體的需要，才會令大家和睦而居。（註2）。

　　以智慧城市為例，開放數據是關鍵環節。數據與處理數據的技術一一就位，但是否開放數據、開放何種數據，卻是一個政治決定，須要在個人私隱、公共安全、經濟發展、政治問責等可能相互衝突的政策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並承擔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無論是智慧科技還是社會創業，種種創新手段如果缺少關注人際互動與制度張力的視野，最終可能只是事倍功半。

　　人際互動與制度張力等議題，一向是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內容。可惜，這些課程，在大學聯招中往往被歸類為「水泡科」、「乞食科」，熱門程度與畢業後吸金力強的「神科」無法相提並論。在讀的同學雖然認同這些學科能夠訓練個人思維，洞悉社會運作，但最後都要擔憂將來「乞食」。

　　但換一個角度思考，在當下紛繁複雜的社會，如果能夠配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洞察力與商業、技術的創意、創造、創新，不也是一次成功的社會創新嗎？

註1：Ganz, M., Kay, T., & Spicer J. (Spring 2018). Social Enterprise Is Not Social Change: Solving systemic social problems takes people, politics, and power—not mor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註2：鄧永成（2019.5.20）解決香港城市問題 非靠鑽研智慧城市。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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