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發起、成員包括中港澳三十多所機構及近三百名學者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最近在北京成立。研究會會長是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另有九名副會長。

 

　　會長陳佐洱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指出，隨著「一國兩制」深化落實，港澳特區一些深層次問題和新問題逐漸浮現，不僅需要積極探索，也需要學術界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和創新。陳氏更強調要以「一國兩制」作為研究的基本，為「一國兩制」保駕護航。

 

　　現時最多人關心的是香港政改問題，其中最激烈的爭論是2017年的特首普選是否接受「公民提名」，支持派和反對派的聲音各不相讓。原以為「港澳研究會」的設立，會為香港政改策謀獻計，提供助力，減少紛爭，卻想不到這個研究會竟會避重就輕，遠離風頭火勢，只從長遠角度研究「一國兩制」的優越性，雖說不無裨益，但眾所週知，遠水難救近火。

 

　　事實上，所謂「港澳研究會」，顧名思義，是將香港和澳門列為同類的政治實體，視香港和澳門是有別於推行「有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制」以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另外一制。然而香港和澳門，雖然同是特別行政區，香港一制和澳門一制，實質上有很大不同。澳門一制，在回歸後基本上是順利過渡，管治困難不多，而香港則是問題叢生，到今日為止，香港人心尚未回歸，本土主義更乘時冒起，年輕人的反共情緒愈演愈烈。

 

　　香港和澳門，在過去同是殖民地。說起殖民地，那是始自十七至十八世紀，航海業啟動了歐洲的工業文明。而那個時代的西歐，幾乎是海盜世界。先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殖民者，繼而是英國，遠渡重洋，深入世界各地，搶掠資源，更要建立現代工業文明市鎮。那個時期的殖民管治，仗著船堅炮利，一味靠野蠻侵略，瘋狂掠奪和奴化教育。

 

　　不過澳葡政府和港英政府的管治手法又迥然有別。葡萄牙的管治，基本上是「古典殖民地主義」，只懂掠奪，不懂其他。而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理論，實際上經歷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由於國力漸衰，加上全球性民族主義運動方興未艾，大英帝國的海外版圖迅速萎縮，印度、巴基斯坦紛紛獨立。1956年為爭奪埃及和蘇伊士運河利益，英、法兩國悍然出兵，英軍大敗而歸，令英國開始意識到各地殖民地獨立，已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此後英國對殖民地採取懷柔政策，由英女王派駐的總督，只有名義上的權力。為爭取民心，會極力推動殖民地的社會福利事業和經濟開放，務求社會穩定，並認為必須與當地的士紳賢達合作，因地制宜，以夷制夷，特別是當英國由殖民地撤退後，仍要在當地留下英式的民主政制。

 

　　套用一個通俗比喻，葡萄牙殖民者在離開澳門後，便一走了之，沒有留下重大的後遺症﹔而英國走後自以為撒下民主種子，中方則視之為埋下政治地雷，香港回歸後英式地雷逐一引爆，特區政府疲於奔命窮於應付。至於如今成立的「港澳研究會」，不宜將港澳合併研究，應將香港學和澳門學分開，香港學的研究者，能否充當拆彈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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