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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在這裏介紹過著名學者漢娜·鄂蘭的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特別是她的「平凡的邪惡」理論。這本書講鄂蘭1961年在以色列觀察公審二戰的戰犯艾希曼的體驗。

　　艾希曼是前納粹負責運送猶太人去死亡之路的主要負責人。他並非對猶太人有多大的反感或深仇大恨，而是一位如鄰家大叔般的平常人，執行大屠殺就像公務員在執行一般的公務一樣。鄂蘭描述他在法庭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艾希曼和許多納粹分子的服從「美德」（如果這是美德的話），帶來人類大規模的種族滅絕災難。

　　因此，服從是美德嗎？服從是人性嗎？人類種種活動都是依靠命令與服從去執行與完成的。面對違背自己心中的道德價值判斷的權威命令，一個人會服從到什麼程度？又或者會作出反抗到什麼程度？在艾希曼經耶路撒冷大審被判處死刑後，身為猶太人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1933-1984），開始反思權威與服從之間的關係。為此，他在實驗室中進行了一系列挑戰人性的「電擊實驗」。實驗的目的在於想知道人類會無視結果、服從權威到何種程度。實驗的結果徹底改變了我們對道德與自由意志的看法。米爾格蘭的實驗和研究，出版了一本書記述。書名是：《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米爾格蘭生於1933年，英年早逝於1984年。他在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隨後擔任大學教授。於耶魯教書時主持了知名的「米爾格蘭實驗」（Milgram Experiment），探討人對權威的服從性。

　　實驗以一組三人進行，真正受試者擔任「老師」（Teacher）；一人擔任「學生」（Learner），由演員飾演，假裝遭電擊而發出痛苦慘叫聲；另有一個擔任「權威」角色的「實驗者」（Experimenter）。「老師」與「學生」分處兩個不同的房間，只能透過對講機溝通，學生答錯時，老師將給予學生電擊懲罰。隨著犯錯越多而電擊的強度越大。當受試者老師想停止實驗、不再電擊時，權威「實驗者」會照下列順序催促：●請繼續。●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你絕對要繼續進行。●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你「必須」繼續。

　　由演員擔任的「學生」假裝每增加電擊強度就表現更痛苦，但受試者「老師」並不知道電擊是假的，他看到學生越來越痛苦的表情，想停止實驗，但絕大部分的受試者都無法拒絕不正義的權威命令。

　　經過十九次實驗，參與人數多達一千人，結果說明人類有服從命令的傾向，完全無視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會造成甚麼傷害或後果。 

　　服從的本質是甚麼？服從的本質就「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服從除了不會思辨自己的行為以外，更深沉的意涵在於規避自己的責任與自主性，而選擇追隨強人或威權，這或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即所謂「逃避自由」。

　　在傳統的教育環境裡，身為學童，我們都學過而且體驗過這一連串的校規：除非老師准許你站起來離開座位，否則你必須乖乖坐著；發言前必須先舉手，老師同意後你才能說話；不能跟老師頂嘴，也不許抱怨。這些行為規則深深灌輸到我們的腦海裏，即使我們長大成人之後，它們依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就好像我們身上永遠掛著一個牌子，提醒我們要服從權威。然而，不是所有的權威都能做到正義、公平、道德與守法，我們從未受過清楚的訓練，讓我們明辨正義與不義的權威有何關鍵的不同。正義的權威值得尊重與服從，甚至於毋須太多質疑，但不義的權威應該會引起大家的疑慮與不滿，最終引發挑戰、反對乃至於革命。

　　在強調人權保障的民主國家，所謂支配服從的關係，需要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法國作家卡謬（Albert Camus）主張：「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即代表著一種新的存在抉擇，而不是默默地服從各種既存的倫理價值。要避免「邪惡的平庸」，端視我們是否能針對各種支配服從關係，進行思辨，若認為「邪惡」即須反抗，才有新的存在可能性。

　　服從是個稀鬆平常的東西。然而，如果不能正視服從在形塑人類行動上扮演的角色，那麼許多重大的行為將無從理解。一個由衷厭惡偷竊、殺戮與攻擊的人，如果是奉命從事這些行為，他的內心也許會相對輕鬆。要一個人自動自發做出惡劣行為確實無法想像，然而，如果有人下令他這麼做，他或許會毫不猶豫地執行。《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這本書引領我們思考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巨大難題：

　　一直被教育成必須服從權威的我們，能否明辨「正義」與「不義」的權威有何關鍵差異？能否挺身反抗不義權威？抑或是，只要命令來自看似正當的權威，人都會服膺甚至盲從呢？

　　從德國納粹大屠殺、ISIS恐怖攻擊，乃至製造黑心食品的大企業等，究竟是權威殺人，抑或是，由許多平凡人共同犯下的集體罪惡？

　　米爾格蘭的實驗與論述，提醒我們重新審視人性的本質、道德的意義，深入思考何謂是非善惡，他並提出警訊：當人在整個邪惡行為鏈中只擔任某個環節，且距離行為的最終結果很遠時，人在心理上很容易忽視自己應負的責任，甚至完全沒有人性。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

作者：史丹利．米爾格蘭

由：經濟新潮社出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 (rthk.hk)。 

　　「小說不是作家的懺悔，而是對於陷入塵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

　　這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寫下的話。對於人生的探索，似乎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讓人產生離自己很遠的錯覺。但其實，人無時無刻都在做選擇，儘管是迷茫之際，也是一種選擇。

　　「塵世陷阱」，一個既尖銳又貼切的形容。就像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總有種毀滅過後的重生，對於生命價值的意識有著強烈的慾望，然而在找尋出路時，總是要在「究竟要做甚麼」的困境中先走一遭。可人只能活一次，無法與前世的自己作對比，同時又要為未知的未來做決定。

　　2023年7月12日，米蘭．昆德拉去世了，享年94歲。

　　「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無限重複，我們就會像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被釘死在永恆上。這一想法是殘酷的。在永恆輪迴的世界裡，一舉一動都承受著不能承受的責任重負。」

　　米蘭．昆德拉一生寫下多本具有影響力的小說，多次入圍若貝爾獎，卻次次都擦身而過，但這並影響他藉著文字／小說與世界作聯繫。

　　米蘭．昆德拉在1929年出生於捷克，後來因政治因素流亡到法國；1979年，他在法國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說《笑忘書》，以「布拉格之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為背景，書寫七則看似互不相連的故事，寫下「笑」與「忘」。1984年，他發表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無疑是他最具影響力的小說之一，被翻譯多達20種語言，更被一度拍成電影《布拉格的春天》，而書中的「媚俗」更一度成為文藝青年的流行語。兩本小說都訴說了捷克人如何在蘇聯佔領時期下的生活，困境與適應、適應與困境……有人說，懷念米蘭．昆德拉的最好方法就是閱讀他的作品。不管是他抒情的詩，還是充滿思緒的小說，他都一直在困境中尋找出口，也在尋找自己與世界的關聯。

　　米蘭．昆德拉也如千千萬萬的我們一樣，有順利之時，也有陷入窘境之際，然而在所謂的「塵世陷阱」中，又該如何面對呢？在進入他的筆下世界之前，不如先讀讀來自他小說中的語錄，閱讀他對於自由、告別、選擇、人生的思緒，在糾結中，掙脫開來。

#1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不能其為自我。

#2
追求的終極永遠是朦朧的。—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3
當人們垂死，死期將至，每一刻都彌足珍貴，便沒有時間可浪費，去回憶甚麼了。— 《無知》

#4
最糟糕的不在於這個世界不夠自由，而是在於人類已經忘記自由。 ——《生活在他方》

#5
推動我們一切行動的東西卻總是根本不讓我們明了其意義何在。 —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6
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

#7
生命就像一場盛大的宴會，我們每個人都無法避免地必須出席這場無意義、空洞虛無、無所謂的宴會。 —《無謂的盛宴》

#8
假如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改變我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活著。

#9
幸福是對重複的渴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10
生活，就是一種永恆沉重的努力，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之中，努力不至迷失方向，努力在原位中堅定存在。 — 《被背叛的遺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