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問幾位美國朋友，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優秀的社會創業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答: 法保羅醫生（Dr. Paul Farmer）。保羅是著名的醫療人類學家與傳染科醫生，他從醫之路與提倡平等健康人權的發展與眾不同，打破一般人的傳統做法。他認為醫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謀生方法給學生，而是為了促進社區的健康。

 

生活體驗與實務經驗

 

　　法保羅出生於1959年，是六名孩子中的老二。父親崇尚自由精神，帶領家人過著嬉皮士式的生活，每4、5年就穿洲過省，轉移居所。保羅的童年生活簡樸歸真，曾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一輛改裝的汽車上，也在墨西哥灣住過帳篷和船屋。他天資聰穎，在校成績優異，考取獎學金到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攻讀醫療人類學。

 

　　保羅是天主教徒，在大學時協助一名修女改善煙草工人的生活。這些工人大部分來自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 - 海地。在耳濡目染下，保羅深深被海地苦難的歷史所吸引。1983年大學畢業後，他一面申請入讀哈佛大學的醫學系，另一面就跑到海地。當時的獨裁統治者利用酷刑、暗殺等手段鎮壓異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地資源匱乏，瘧疾、肺結核、傷寒等傳染病肆虐，醫療人員苦無對策，窮人更無法獲得適當治療。保羅受到感召， 矢志在最貧窮的幹格地區服務。不久，他收到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讓他修讀醫學和醫療人類學博士學位。他隨即回到美國註冊入學，旋又拿著學習資料回到海地。隨後三年，他往返兩地，只在考試和實習時回到哈佛，其餘時間就留在海地救治貧窮病人， 累積珍貴的臨床經驗。

 

　　在 1985，保羅成立了一間名為Zanmi Lasante的診所，並培訓當地醫療人員。這間診所不停擴展，往後十多年，發展成為一間擁有護士學校、手術室、衛星通訊和血庫的醫院;並成為其他貧困地區同類診所的榜樣， 不僅治病防病，還提供全面的社會與自我改善服務。到1986年，海地的形勢更為混亂:軍人奪權，人民起而反抗，愛滋病不斷散播。有見及此，保羅在1987年聯同幾位好友在波士頓成立一慈善醫療機構 - 「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 為貧窮人士提供醫療服務。在1990年， 保羅以優秀成績畢業， 繼續在海地和波士頓兩地行醫。

 

窮人的保護者

 

　　「健康夥伴」的目標為「向有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現代醫療服務，成為絕望者的解藥」。它的運營模式不限於治病，還包括提供流動普查設備、保健宣傳工作者培訓、診所、學校、登門提供複雜藥物療法，以及關於傳染病的研究。保羅和他的團隊研製創新藥物劑量療法，成本祇為美國的百分之一，令許多地區降低了抗藥性肺結核和愛滋病的死亡率。20多年來， 「健康夥伴」已擴展到海地8個地區和5個國家。保羅在1993年獲得麥克亞瑟基金會頒發的22萬美元「天才獎金」，他全數捐給「健康夥伴」成立「健康與社會公義學院」。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離開白宮後，致力於非洲發展事務，他也受到「健康夥伴」的影響和啟發，決定到盧旺達開展類似的醫療項目。

 

　　保羅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和教學，其他時間則在海地照顧貧窮病人。他也到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衛生；還說服了世界衛生組織及世界銀行提供資金，改善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大量爆發的危機。保羅才氣縱橫，精力充沛， 不停地奔走世界各地籌募捐款，讓窮人也能接受治療，保羅認為疾病往往源於貧窮、暴力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他自稱為窮人的保護者，希望減少全球各地的饑餓、疾病及不必要的死亡， 並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公義運動來解決問題。

 

推動平等健康人權

 

　　保羅指出疾病與健康議題不能只是關注於疾病本身，需要花更多時間去瞭解疾病的病源問題，因為許多疾病並非只是病毒感染與治療方式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結構問題。以肺結核為例。很多海地高原上的病人治療失敗， 往往是沒有定期服藥，甚至導致複雜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病人無法定期服藥的原因有數個：許多人因交通的資源問題而未能定期覆診拿藥，沒有錢坐車、距離太遠、或是交通工具不足；此外病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就算能定期服藥，也會因為營養問題而惡化，甚至感染周邊的人。所以他決定建構更多地區性的醫療中心，培訓當地人(多數為痊癒的患者)成為監督服藥和提供藥物的駐點服務人員。同時，依不同地區的情況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況、家庭和健康狀況、甚至提供相關工作機會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生活。

 

　　第二個造成疾病蔓延與惡化的主因，是當地政府在健康系統中所提供的資源。由於海地的政治與經濟均受外國干擾，許多資源的供應（如藥物和醫療物資等）與運輸均受到很大的影響， 同時也讓醫療人員無法持續協助病人。由於政經動亂， 高原居民湧往大都市謀生，但是因為沒有適當的謀生能力， 許多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或性工作，這些因為政治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暴力』問題，造成了窮人的健康問題，他們也因此而成為了病患者。許多人又帶病回到高原，令病菌擴散，增加治療上的困難。

 

　　如果我們忽略弱勢社群的問題，終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和健康問題，因為疾病能透過傳染而產生更為嚴重的變異。這些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或許因為醫療資源與技術短缺『僅』造成病人大量死亡；但是在中高度發展國家，則可能會造成社會動亂或國家安全問題。

 

　　保羅知道要解決疾病只靠醫學是不行的，同時必須解決社會和制度的不公與不義。他以醫療人類學為引導，審視病患、健康、治療、社會制度及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治病和公共衛生的工作，來解決社會和醫療問題。

 

蔡美碧

作者為仁人學社副主席

Ryyy1515@gmail.com

 

　　原文刊於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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