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變身年？

　　昨日介紹過，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對2013年之後，中國發展的目標與趨向。但怎樣由這到那？這就要賴一系列將會出台的政策，而這就最影響到生意人、投資人、投機人。

 

　　如果政策只是從小範圍、小角度出發，不考慮大局、全局的話，就是個閉門造車的政策。因此談中國政策，不能不談中國自己怎看當前的大氣候，又一如昨文所言，如你相信夏斌這個國務院參事的看法，是能反映國務院看法的話，則以下的評估對中國制定國策是關鍵的。

 

　　展望2013年，由於目前我國正處於結構調整的開始，從制度層面看，還沒有形成固化的氣候，多年積累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整體改革滯後和一些剛剛著手的改革措施其效應在慢慢體現；與此同時，明年的外部需求環境不會好到哪裏去。

 

　　因此從總體上說，明年的經濟形勢仍不容樂觀。要有心理準備，中國經濟今年遇到的困難，在明年起碼是在明年的上半年仍會存在。中國經濟仍處於「穩增長」和「調結構」的糾結中。

 

　　具體從出口看，全球經濟仍是繼續低迷，出口存在很大的壓力。儘管政府在「穩出口」上採取了各種措施，但全球創新型增長需要一個過程，百年一遇大危機後的各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萎縮的全球需求重新振興，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因此對明年的出口仍不應抱有過高的希望。

 

　　從投資看，過去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模式已不可持續。因為政府財力畢竟有限，地方融資平台風險已經存在且又尚未解決。特別是當經濟增速下來之後，財政收入狀況更處困境。「新非公36條」的實質性落實及由此帶來的民間投資潮並未出現刮目相看的變化。

 

　　從消費看，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還沒有出台。即使出台，在危機後中國出口大量減少的環境下，僅想通過收入分配的改革，來提高消費，以填補失去的一塊出口從而穩定高增長，這是不可能的。經濟層面應期盼甚麼？不應是期盼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經濟速度的大反彈，而應企盼持續、徹底意義上的結構調整和深刻的政治與經濟改革。

 

「穩增長」與「調結構」

 

　　以上所用五句總括：

 

　　(1)外頭風雨大，

 

　　(2)內頭蛻變仍未果，

 

　　(3)大增出口無望，政府投資不可繼，消費拉動未上軌。

 

　　(4)不要搞QE，

 

　　(5)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怎努力？

 

　　儘管明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儘管全年仍會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糾結與平衡之中，但GDP的增長保持在7%至8%是有希望的。具體的政策取向：

 

　　第一，貨幣政策仍會是謹慎的、中性的，主要是確保實體經濟合理發展的貨幣需求。作為官方語言，可能仍會用「穩健貨幣政策」一詞。在此背景下的貨幣調控，包括微調、預調與靈活性、針對性原則的實施，主要是將配合國內金融改革各方面的內容，以及包括金融開放中的匯率、資本管理改革、人民幣國際化等項內容，通盤考慮，協調推進。

 

　　第二，財政政策仍會是積極的。但受制於經濟增速減緩後財政收入的減少及財力的有限，不可能再去實施以往那樣的以政府主導的大力度投資。以減輕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稅負的結構性減稅將持續。

 

　　「營改增」的全國性稅收改革效應會逐步體現，這有利於進一步的結構調整，也會對中央財政收入形成一定壓力，進而可能有利於推動進一步的財稅改革。

 

　　第三，房地產調控方向不會變。所謂不變，是指堅決打擊投機炒房，加快社會保障房建設的方向不會變。至於限購政策，行政調控措施甚麼時候退出，市場性、稅收等長效性制度甚麼時候出台，取決於投資替代和穩增長的狀況。

 

　　所謂投資替代，是指在打擊投機炒房後相應的房地產投資和相關產能投資減少後，為了保持經濟仍能合理穩定的增長，需要有新的投資替代，即曾經的社會保障房投資以及今後如何加快「新非公36條」的落實，使更多的民營資本進入國民經濟各行各業，通過穩定投資增長，進而推動總體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一點可能是當前及明年在穩增長中如何處理好投資問題的最難以處理的關鍵問題，也是判斷今後宏觀政策取向的重要視角。

 

　　第四，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相信在2013年會有新的象。這包括通過「新非公36條」如何在各行各業的真正落實、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內容在內的社會安全網建設的進一步推進。

 

　　第五，進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刺激中國未來消費的一股主要力量。2013年寄希望於《農村集體土地徵收條例》的盡快出台，以通過法規形式真正保護農民在土地上的權益。

 

　　第六，「國退民進」是必然大趨勢。但夏斌並不指望在2013年會有通盤的、實質性的制度安排，只是寄希望於通過策略層面上的以下兩條措施來加快「國退民進」的進程──首先，真正加快「新非公36條」的實質性落實，這是明年穩增長中穩投資的「逼上梁山」之策。只要真正加快了「新非公36條」的落實，在國企與民企問題上，自然意味著國企在往後退；

 

　　其次，可從當前財政收入不足的角度，從解決中國經濟中系統性風險的角度出發，以「問題導向」為切入點，進一步提高國企的分紅比例，部分出售國有企業的股份，此策是直接解決社會安全網建設中的財力不足，直接解決可能出現的地方融資平台風險問題，間接實現部分國企的「國退民進」。

 

　　簡括言：在這蛻變過程中，主要仍是要咬緊牙根過這一關，不能印鈔票，不能靠樓市，要加快調整結構，要加快國退民進，因為結構改革，產業改革，得要由民營企業帶動創新，帶動有質素的盈利上一台階。

 

　　假如中國未能在2015或2020年前達成個華麗變身的話，則中國社會極可能要面對次大震盪，而這個估測是筆者的，不是夏斌的，時間是迫切的，一如夏斌所言：「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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