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以色列在加沙屠城，引來全球一場波瀾壯闊的挺巴運動，有人不自覺把猶太人、錫安主義者和以色列人全劃上等號，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猶太人不一定是猶太教徒，更不用說會自動成為錫安主義者。翻查歷史，錫安主義在19世紀崛起時，有不少猶太人並不支持，至今也是。至於以色列人，所指的是持以色列國籍的人，當中也有阿拉伯裔和其他族群。錫安主義者追求以色列在整個巴勒斯坦建國，成為純猶太人並信奉猶太教的國家，屬猶太教原教主義者。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宗教的民族化和國族化，以及意識形態化，再加上利益的角力和背後大國的地緣博弈，令原本以色列立國這個政治行為被抹上濃濃的宗教色彩，以此合理化以色列國的存在，導致長達75年的地區衝突，令大眾難以分清楚猶太人、錫安主義者及以色人三者之間的異同，當不滿以色列時，便容易也把情緒發洩在猶太人身上。可是，在群情洶湧下，我們更應保持理性。

　　有媒體報道指，歐洲因今次加沙危機，令反猶主義重現，有些歐洲國家如法國等排猶事件暴增。雖說這個反猶標籤現在也被以色列和錫安主義者濫用，把所有批評者打成反猶人士和恐怖主義同情者，但當中亦的確有人為此襲擊猶太教堂和歧視猶太人。我留意到，社交媒體包括華人圈，愈來愈多視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來醜化，並翻炒過去猶太人欲操控世界的陰謀論，從而湧現仇恨言論，實在不可取。

外界往往將猶太人、錫安主義者和以色列人劃上等號。(AP)

　　受害者成加害者，不自我警醒、不汲取歷史教訓，結果把自己變成眼中的敵人。在人類黑暗歷史不斷輪迴之際，人道主義是我們最後必須堅守的防線，才能點亮一線曙光，讓我們不至於絕望。事實上，在這淌血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猶太人和巴人不一定是世仇，而我在聖地多年的採訪，也曾見證兩個民族為和平付出過的努力，共同推動和平運動，滋養出人間友愛，默默地、慢慢地，在散播和平種子。他們的工作，在國際傳媒的聚焦光以外。

　　歐法(Orfa)與希維雅(Sylvia)，多好聽的名字。她們從美國移民以色列數十年，到現在快要接近70歲了，如銀絲的白髮，飄於呼呼寒風中。每天清晨六點多，她們便結伴跑到不同的以色列檢查站，觀察人權狀況。「和平的女兒」(Daughters for Peace)、「女性為人權」(Women for Human Rights)……想不到，以巴地區的女性，勇敢地站在和平運動的前線上。

　　那個早上，我的臉被寒風打得赤痛，雙手僵硬得不能張開，但她們拿著照相機、筆記簿，站在檢查站上，一站就好幾個小時。歐法對我說：「我們在這裏，不是要針對軍人，而是不要讓他們犯錯，即使執行任務，也可以禮待人。畢竟，他們年輕啊！活像我的小孫兒，他們就是我們的孩子。我們這副老骨頭，要站在這裏，看守他們、守護他們……」巴人見到她們，也感到欣慰，有甚麼怨氣，一一向她們申訴。有人做判官，從中化解了檢查站上多少的衝突。

　　「我們比巴人有特權，我們必須先踏出第一步，伸出我們的友誼之手。」杰若米這樣說。杰若米是「拉比為人權」一員，不過，他比其他成員更為積極，主動跑到巴人地區打招呼。一頭金色捲曲長髮、一把鬍子、一個大肚腩，巴人小孩子看到他，可能覺得奇怪，他是我們的敵人？還是天上使者？聖誕老人？

　　杰若米張開他的雙手，為這些孩子創建了一所學校，就在垃圾山上，孩子第一次嘗到讀書的滋味。垃圾山附近的巴人居民，也向杰若米道謝，由於他的努力，他們終於有了一條電線，雖然不足，卻為他們帶來了一點光明。嘩啦、嘩啦……杰若米在學校一出現，小孩子搶著跳到他懷裏、騎到他肩膊上、扯他的鬍子、吻他紅紅的臉龐。「他不是敵人、使者、聖誕老人，他是好拉比、好老師……」孩子七嘴八舌說著感受。好一幅溫馨、美麗的圖畫。

　　一個晚上，在耶路撒冷舊城一間酒店內，一位以色列人、一位巴勒斯坦人，他們擁抱在一起，為他們遇害的親人，痛哭一番，然後向對方說：「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只有放下仇恨，才可以打破暴力循環，才可以阻止更多家庭失去摯親。」

　　「父母圈」(Parents' Circle)創辦人蘿比以最沉重又溫柔的聲音，道出以巴雙方無法承受的傷痕。和解，是唯一的出路。來自南非的蘿比，她二十多歲的兒子大衛在年前服役時遭巴人激進組織殺害，失去摯愛，令她陷入了一段黑暗的日子。她不斷問：「為甚麼？為甚麼？」

反戰示威在以色列國內多個城市蔓延，民眾持續要求停火。(AP)

　　可是，這個地區永遠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但有一點，她知道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推己及人，她想到巴勒斯坦自治區也有像她一樣的受害家庭，體會到他們同樣的痛苦。為了阻止更多悲劇上演，她首先從以色列出發，尋找其他的受害家庭，成立「父母圈」，組織慰問團到西岸。西岸的巴人受害家庭覺得奇怪，心想：「他們的子女被我們巴人殺掉了，為何他們沒有恨我們，反而前來慰問？」

　　巴人家庭大受感動，明白寬恕才是出路，了解到以色列老百姓也一如他們面對傷痛，巴人激進組織必須停止以暴力打壓無辜以色列人。於是他們也加入了「父母圈」，共同推動和平。在我面前，蘿比擁抱著一位巴人朋友蘭達，但蘭達的哥哥卻在以軍槍下喪生。如何是好？她們不約而同回答：「我們更應靠近些，毋須親以色列或親巴勒斯坦，我們所親的、所支持的，是和平，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可是，愈來愈右的以色列政權，不斷扼殺兩個民族聯手的和平運動，但他們仍沒有放棄希望，近日在以色列各城市已湧現大批呼喊停火的示威者，他們要用選票向內塔尼亞胡說不。

 　　德國近日舉行聯邦州議會選舉，被視為極右政黨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竟然在前東德的東部地區有不錯成績，除在圖林根邦(Thuringia)獲32.8%選票勝出，又在薩克森邦(Saxony)獲三成選票排行第二，跟著是布蘭登堡邦，民調亦顯示AFD有機會再下一城。這引起各方特別是投資界極為關注，不禁問，柏林圍牆真的倒下了嗎？

　　雖然AFD離執政尚遠，但足以為德國主流政治敲響警鐘。這可謂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讓極右勢力衝破紅線，向著執政標竿直跑，使總理朔爾茨和其執政聯盟看得冒出冷汗來。AFD成立於2013年，在政綱上表明反歐盟、反歐元區、反穆斯林移民，有不少學者甚至指該黨思想含有納粹成分，這實在觸碰了德國的歷史傷口。德國一直嚴防納粹思潮再度萌芽，可是AFD的出現兼他們今次地方選舉的表現，卻狠狠刮了德國主流社會一大巴掌。

AFD支持者出席圖林根邦地區選舉的拉票活動，並高唱國歌。(AP)

　　大家紛紛好奇，東西德於1991年統一後，究竟德東的發展情況哪裏出了錯，成為極右力量的土壤？這讓我想到我在2019年前往柏林採訪柏林圍牆倒下30周年，趁著這個機會專程跑到德東了解當地經濟和民生生活，與西邊有多大分別，以及聆聽人民對統一30年的心聲。

　　第一次前往柏林是在圍牆倒塌之時，30年的時空，滄海桑田，無論個人與國家都變化了很多。談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我在當年認識的東德朋友都提出，新德國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撰寫的，並反問我，柏林圍牆是否真的已倒下？

　　一位前東德藝術家這樣說：柏林圍牆倒下，只是西德人自己這樣認為。事實上，在東西德統一整整30年裏，東邊的人最感沮喪的是，隨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消失，他們連歷史話語權也跟著喪失，甚至過去的一切都給全盤否定了，西邊的人成為他們的代言人，而西邊的人解讀當年一連串歷史事件，都已定出他們的標準立場，世界就從他們的視角去審視新德國的歷史。

柏林圍牆倒下後，西邊的人彷彿成為東邊的人的代言人。(AP)

　　回顧歷史，東西德的出現，可說同樣是站在反納粹德國（第三帝國）基礎上，所確立出來的兩個政體，進行不同的實驗。當然你可以說東德是蘇聯擴張的產物，但有東德人卻反問，西德統一東德的過程裏，何嘗不是一種殖民？他們稱之為「自由殖民主義」。當柏林圍牆倒下，東德的政治進程旋即由西德執政黨主導和規劃，而勇敢推動簽名運動要求改革的東德知識分子，卻要靠邊站，等候照顧。

　　還有誰會耐心研究東德人當年的革命追求？西邊的人看東邊，屬於偷窺式的，用負面的眼光去進行一種歷史論述，把東德描繪成與「第三帝國」無異。現在應是時候傾聽另一些人的歷史了。

　　記得數年前我在歐洲議會訪問「左翼」黨(Die Linke)時任主席嘉比．森瑪(Gabi Zimmer)，我們一見面就談了將近3小時，直至夜幕低垂，議會辦公大樓下班人潮已過，變得空蕩冷清，但嘉比仍興致勃勃地回答我的問題，最後就像是兩位老朋友在聊天。

嘉比．森瑪少年時是東德共青團成員，對歷史大變局五味雜陳。(AP)

　　嘉比的助手表示，過去記者來專訪，問的都是當前德國的政治和歐洲議會與左翼政團的難題，但我一坐下，就問她的家鄉在前東德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故事、久違的記憶、她兒時的生活，還有少年時代的夢想。原來她的父親是共黨政權領導層，而她則是共青團成員，她和父親經常爭論國家如何改革，特別是共黨的改革。

　　當柏林圍牆搖搖欲墜時，嘉比和大部分共青團朋友紛紛額手稱慶，對未來充滿憧憬，他們原以為可以來一場黨內革命，趁機踢走守舊老人，但從來沒想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竟然就這樣消失了！原本的革命來了一個急轉彎，被動地融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為新德國一員，他們在錯愕中面對變局，只得慌忙補課。

　　這是他們那一代年輕人悲喜交集的記憶，五味雜陳。現今已很少人談前東德，連她具有歷史意義的國會大樓也被新德國拆毀了。不少年長一輩的東德人，感到他們的身份認同與過往生活，也受到剝奪，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想走回頭路，不，沒有，若要重新選擇，他們還是選擇民主與自由，只是過去一切仍是他們生命重要的部分，不希望東德在歷史被逐漸消失。

德國的大型花車巡遊，曾諷刺AFD是新納粹勢力。(AP)

　　換言之，德國東西之間仍存在一幅無形的心牆，兩邊的經濟差距在統一初期更是明顯，破落的東邊和現代的西邊，令人恍然明白，心牆加上經濟鴻溝，一直拖著德東的後腿，年輕人尋求工作機會紛紛往西邊發展，德東的老齡化使得該地區愈趨保守；加上過去10年隨著阿拉伯多國內戰湧進德國的難民激增，他們多選擇生活指數較低的德東暫居，使得德東的新移民壓力不斷上升，即使德國政府投放資源欲大力發展德東，亦無法抵消德東種種社會問題帶來的後遺症，遂令極右勢力有機可乘。

　　今次要面對新納粹勢力如何透過民主走入建制，不僅是德國的挑戰，也是整個歐洲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