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香港大學計劃移除校園內非法擺放了24年的「國殤之柱」，此「柱」的製作人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發聲明說：「國殤之柱是紀念天安門鎮壓的聖地（shrine）……中國政府不能留出6平方米來紀念在天安門廣場死去的學生，這是一種極端小器的表現。」

　　如果，一個國家忍氣吞聲讓一個謊言發酵了32年，高志活你覺得這是小器？還是大方？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六四是一場顏色革命；也愈來愈多資料曝光，當日不少解放軍被暴徒打傷、燒死、吊死，狀況慘烈。

　　對比今日要守護「那條柱」的大學生，其實我們這一代更有話語權。我們是親歷六四的一代，我很多朋友更是北上天安門廣場的參與者，歷史是放眼量的，年月是最佳證人，連我們親歷其境的一代都願意放下成見，承認當日被媒體誤導，對事件作了錯誤判斷，你們那些未出世的、不關事的，有甚麼資格說話？

　　支聯會叫了32年平反六四，其實在我們這代人心中，六四已經平反，尤其經歷過似曾相識的黑暴，更堅定大家的看法。偏見，都是由謊言、誤導和fake news製造出來的。

　　2012年6月10日，資深傳媒人張圭陽在《明報》發表了一篇叫「柴玲講話」的文章，回首當年他在TVB新聞部工作的一個謎。

　　1989年6月10日，全城瀰漫在一片「抗議血腥鎮壓」的衝動中，大家在拚命尋找「屠城罪證」。

　　就在那夜，8時許，一名神秘男子在TVB總台接待處放下一盒錄音帶，宣稱是學運領袖柴玲的錄音。新聞部得悉後大為緊張，因為天安門六月四日凌晨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幾天來仍未有第一身說法，於是，那段柴玲講話，就是非常難得的獨家猛料。

　　經過第一關fact check，確定那真是柴玲的聲音後，電視台決定中止正常節目，在晚上十時播出此段錄音。

　　柴玲在錄音中描述天安門「血流成河」的慘況，讓世界震撼了。海外媒體紛紛要求拷貝，於是新聞部立即配上中英文字幕，拷製了數十份，免費派送全球電視台。一段「六四屠城」的「罪證」，就此傳遍天下。

　　獨家新聞播出後，很多觀眾致電讚賞，感謝他們道出六四「真相」，當中，卻有一男觀眾來電質疑：「你們播出的新聞片次序是否有問題？是不是先有軍隊在木墀地遇襲，然後才有軍隊向人群開槍？」

　　當時一位同事馬上破口大罵：你是不是中國人？

(iStock)

　　「事後回想，我們的確沒有理清事件發生的次序問題，天安門發生甚麼事，全憑柴玲的講話錄音，可是柴玲在軍隊開入廣場前早已離開，她的錄音講話，全是『我聽說……』，『我聽聞……』，我們就把柴玲的聽說聽聞，配上相應的畫面，變成『事實』播出。」

　　張圭陽文章最後這段話，讓人深思，因為當日播出的「事實」，後來甚至成為「歷史」。

　　「柴玲講話」讓大家看清，所謂的「六四真相」，是有種無形力量帶領我們去發現、去看見。當大家火遮眼，憤怒就會掩蓋了理智，讓我們作出錯誤判斷。

　　由TVB門口放下錄音帶的神秘人、到柴玲抽泣著哭訴「我聽說……」，32年後的今日，大家有否一種跌落陷阱的感覺？

　　六四，變成了一種圖騰。不去維園，就等於忘記六四；不表態，就等如支持今日北京政權，忘記了死難者。

　　像這個專欄差不多每年到時到候都寫一次，在電台每年都循例講一次。或許這應該是最後一次。

　　六四那一年，在8號風球淒風慘雨下去了維園，抗議北京戒嚴；之後兩次大遊行，站在起步點，舉著橫額，走在遊行隊伍前；六四當天坐在跑馬地馬會，無淚無言。

　　之後每一年都會去維園，但大部分是中午的時候去。在熾熱艷陽下，空洞而無人的維園更顯孤寂。

　　在佔中之前，經常被邀在大學或在一些公司或社團組織內，講述當代中國發展，許多時也會講六四。30年來，在公在私，我沒有改變看法，就是

　　1、軍隊向自己人民開槍是錯的；

　　2、不應糾纒在天安門清場時有沒有死人，雖然事實上學生是和平離開天安門廣場，也不能以此改變暴力鎮壓長安大街和木樨地民眾的荒謬；

　　3、期間有不少軍人也給示威群眾燒死打死，同樣也一樣不能改變八九民運的本質。

　　某年跟一班老師講當代中國發展，一位老師問我對六四看法。我說完以上三個原則後，說八九民運，學生的初心是反貪污、反官倒、反腐敗。整件事的後期發展確實變了質，但學生訴求是純潔的，是良知的呼喚。但我們也不能抹殺北京政府在之後多年來帶領國家走上繁榮富強，千萬百姓蒼生脫貧這些事實來。

　　我以一個男人有過婚外情例子說，對，男人為妻子帶來無比傷害，當時還不肯向妻子說對不起，亦沒有認錯。但之後20年，他勤奮工作、不亂花錢、循規蹈矩、愛護家人，他是個好男人，還仍是那個壞男人？

　　若女人每年總在某些日子，舊事重提丈夫婚外情，試問這個男人在家庭中如何抬起頭來，家人又怎樣平靜生活下去？

　　人的一生，總有犯錯時候；若其他人只咬著他做錯的一刻，而抹殺他一生所作的對，又是否公平？那位教師突然淚流被面，說我的例子正是她父母的多年經歷。她說會知道應該怎麼做，會跟媽媽好好說。

　　我支持支聯會說平反六四，卻反對她叫結束一黨專制，這是井水侵犯河水，亦違反支聯會創立原意。最後一次去六四維園，是帶成年了的女兒去。我不用跟誰說我有沒有忘記，其實我去不去燭光晚會，有沒有忘記，都是一個人的事，不需要通告天下。

　　六四後的清明節，在冷寒的街燈下，我點燃了同行朋友的一支煙，放在地上；空洞無人的天安門廣場，更顯淒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