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專欄

　　自1997年起，前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其人口結構沒太大轉變，仍以華人為主。目前，香港人口為750萬，其中8％由被稱為「少數族裔」的非華裔人士組成，當中包括菲律賓人（31.5％）、印尼人（26.2％），及統稱為南亞人的印度人（6.2％）、尼泊爾人（4.4％）、巴基斯坦人（3.1％）和其他南亞人（0.8％）。*

　　南亞和東南亞人被視為香港最弱勢的族群。例如，低收入少數族裔家庭估64.7％，遠高於本地華人的50.3％。此外，3至5歲、12至17歲和18至24歲年齡組別的少數族裔的入學率分別為90.7％、96.2％和29.2％，比香港整體的92.5％、97.8％及51.8％為低*。數據上，南亞人和東南亞人比華人較少接受高等教育，並且較為貧窮。

　　雖然人口統計數據顯示了香港人口多樣性及其涉足多個行業的特性，學術界和社交媒體卻是近期才開始關注少數族裔的問題。學者著重教育制度以及民族身份等議題，而社交媒體通常把重點放在教育及失業問題；健康問題往往甚少被關注。我們經常從這些媒介接收到的信息是，少數族裔很「無助」，需要社會的幫助。

　　作為香港少數族裔學者，本人建議採取「賦權」的態度對待少數族裔，因為我們沒有人是無助的：每個人皆擁有自己的「資源」或優勢，只是各有不同。少數族裔有時很難向其他人展示或分享他們的「資源」，因此便可能被視為弱勢社群。另一方面，塑造少數族裔「無助」的形象，更有機會阻礙不同種族人士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問題是，我們如何「賦權」予少數族裔呢？本人的研究發現，少數族裔關注者經常強調「抗逆力」的重要性。

　　「抗逆力」泛指人面臨嚴峻逆境時的抗衡表現。例如，當面對不恰當的醫療服務時，少數族裔人士也能「逆來順受」。根據本人針對405名少數族裔青年（巴基斯坦和印度人）適應文化背景的過程以促進心理健康的研究，我發現南亞女學生的心理健康普遍不理想，尤其容易患上抑鬱症。學校應多正視這問題，如舉辦家長講座。此外，社區活動、精神輔導、教育等工作也可幫助他們的心理健康發展，預防抑鬱症和焦慮症 ─ 這對於正在上學的南亞人來說非常重要。對南亞穆斯林教徒而言，宗教也是一種能「賦權」的來源，有助減輕他們的壓力或克服逆境。

　　香港的不同持分者如政策決策人、教育界人士、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從業員、少數族裔社區領袖、宗教領袖等，都有責任賦予少數族裔權力，不論其年齡、性別或宗教取向為何。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家訪。這些探訪能直接觀察家庭動態、家庭生活模式、家長與子女的溝通等 ─ 一些關係到社區安全及生活質素的問題。探訪可以由學校職員及社工進行，並與服務少數族裔的非政府組織合作。

　　香港必須善用和培育市民的潛能 ─ 包括非華裔人士。我們必須讓他們建立自信，培養抗逆力，讓他們即使身處一個不利他們融入社會的環境中，仍能應對並茁壯成長；這是社會公義與和諧的問題。學者應研究少數族裔在各社會環境中的情況，促進「賦權」。此外，他們應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以更全面了解少數族裔的文化、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及其他問題。

　　要提升香港文化敏感度及大眾心理健康，教育界、社福界及醫護界人士還要走很漫長的路。舉辦培訓班、研討會和工作坊，將有效幫助從業員了解不同文化，從而提升他們的服務質素。此外，社區領袖、家長與教育工作者和社福人士的關係，也是提升少數族裔抗逆力的重要元素，有助發揮他們的潛能。

*2016年政府統計處資料

　　我前段日子開車遊歷美國的東西南北，並與不少有識之士敘舊討論世情，是以觀察者及思考者的角色進行的，現在應再沉澱一下部分所見所聞所思。

　　觀察美國社會並將之細細咀嚼的，很難超越190多年前法國外交家與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1年，他以26歲之齡，被法國政府派去美國考察其監獄與懲教所。他花了9個月時間，不但訪問了不少監犯，並坐船騎馬在美國到處跑，寫下了傳世經典《民主在美國》卷一與卷二，在1835與1840年出版。此書合起來共700多頁，煌煌巨著，是我大學一年級時必修課社會科學的課本之一，亦對後世的社會學、美國學與歷史學有深遠影響。我倒是想看看美國在這二百年間有何長進，有何退步？

原居民最底層 「隱形少數族裔」

　　托克維爾見到的美國，是一個朝氣勃勃、重視平等與自由社會。那個年代，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深刻地改變著歐洲及美國。托克維爾更是比馬克思更早地指出下層經濟基礎與上層的意識形態與制度關係。不過，托克維爾本人雖是一個貴族，卻並非只懂讚歎美國活力、缺乏批判能力之人。我們可把他的一些批判與今天的現況作比較。

　　美國的《獨立宣言》確是擲地有聲的歷史文件，當中開宗明義說到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追求生命、自由及幸福的權利不可剝奪。但使托克維爾反感的，卻是美國當時正盛行奴隸制度、印第安人被屠殺及壓至社會底層。我們今天看來，實是難以將此等情況與《獨立宣言》的承諾連在一起。二百年後，黑人與美國原居民的情況又如何？

　　在今天，美國的原居民，包括印第安人與愛斯基摩人，共只佔美國人口的2.9%，共約970萬。要知道，他們過去是美洲大地的真正主人，有學者估計過，在哥倫布到來以前，美洲原居民人口可能已達1.12億。這2.9%的人口景況如何？所有的指數都說明他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人均壽命只有64歲左右，教育水準遠不及其他美國人，貧窮人口比重有說是20%，也有社會學者認為是三分一。在美國主流社會，印第安人已不多見，在旅途中我見到他們時，都是在鄉野荒原之地。他們被稱為「隱形的少數族裔」，合乎事實。在19世紀大規模的屠殺過後，他們今天已「不足為患」，容許他們在某些指定地方搞搞小賭場或賣點紀念品，以利他們生計。可彌補美國白人的內疚心理，讓美國媒體大肆虛構並批評中國在新疆所謂的「種族滅絕」，更可使這些人鬆一口氣，忘記了自己過去，幻想自己站在正義高地。

黑人民權運動後 政界矯枉過正

　　黑人人口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佔12.4%，比重遠高於原居民，政治能量也大得多。雖然他們的教育與收入水平遠比不上白種人及亞裔，但經過多年的黑人民權運動後，美國的政界及精英反而可能出現了矯枉過正現象。有意或無意貶低黑人的言論，都成了政治不正確。甚至客觀地研究黑人為何貧窮的項目，只有黑人敢做，其他人等生怕惹火燒身，會視這些為禁忌，此種心態不見得對黑人有好處。我從前在此欄指出過，有些城市及州在非裔勢力及某些自由派主導下，倡議對非裔人士都賠償天文數字的款項，以彌補其祖宗當過奴隸的損失，此舉大有不妥，根本不可能真正實施，但卻會挑起其他族群的不滿。

　　非裔人士在政治的影響力增大，還可見諸於美國城市的領導層。我把8個美國最重要的大城市市長找來，發現他們全都是黑人。這8個大城市是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三藩市、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與達拉斯。他們當中7名是民主黨人，只有阿特蘭大那位是無黨派。這些城市治安不靖，有些近年還惡化，至於惡化的情況還未必能從統計數字可得反映。例如，三藩市及芝加哥的「零元購」，有組織地不用負刑責地入店搶劫，已可養活一大批人，哪還需要細眉細目的當些小毛賊？我反對種族主義，但為何民主黨的黑人當了市長後，治安不佳（紐約那位市長當過警官，可能是例外）？我們要研究這是否巧合，還是有一種錯誤的要求補贖的心態在起作用？

中美關係惡化 華僑十分痛心

　　我所遇上的華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在美定居數十年，幾乎全部慨歎美國政府近年的不智及倒行逆施。問他們明年總統投票如何投，都說無人可投得下手。孫中山年代華僑已被視作中國革命之母，對故國十分愛護，今天大多數亦然，他們對中美關係惡化十分痛心。

　　朋友指出，美國的罪犯很多只是青少年，行事完全沒有底線。加上美國人很多自由放任，缺乏紀律（社會中這麼多癡肥之人，最能反映其缺乏紀律）。但有三成家庭有槍，隨便可殺人。在國際層面上，有大殺傷力武器，此國缺乏制衡，有危險性。

（本文原載於9月28日《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