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接受英國電視台採訪的次日是星期天，中國國內大學生發起的示威潮傳到了倫敦。我清早聽說中國留學生也會到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於是帶著相機趕往現場。抵達後發現除了中國留學生外，還來了大批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民眾。他們並排在警察設置的鐵欄桿後，分別打出用各自國家語言和英文書寫的示威標語，一同抗議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

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抗議（作者攝）

　　據個人的採訪經歷，我覺得這一天是見證了冷戰結束後，南聯盟、獨聯體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的民間力量，首次為了共同訴求而一同走上街頭。這一幕還標誌了另一個微妙變化 -- 在此之前，南聯盟塞族和俄羅斯在政府和民間的關係都相對較為緊密，但中國大使館被炸之後，塞爾維亞與中國的關係也較前更為走近了。

南聯盟、獨聯體與中國民眾同場示威

　　與此同時，大使館被炸也打亂了我前往貝爾格萊德的採訪計劃，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當地戰事升級令出行變得困難，另一方面更為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臨近加入世貿，中美關係有可能在這個自由貿易框架下獲得穩步升級，而大使館被炸確實可能對此構成短期干擾。在此背景下，留在資訊較為暢通的倫敦，與西敏寺和金融城保持接觸，更有利於跟進中美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化。

　　此時我已長駐倫敦多年，採訪重點由初期的保守黨和工黨政權交替，進入至關重要的香港回歸倒數，以至亞洲爆發金融風暴後，轉為頻密跑金融城，之後又開始關注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進程。在此期間，巴爾幹半島的戰火風煙不斷，南斯拉夫在內戰中裂解成縮小版的南聯盟。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聯盟內部又因為科索沃分離問題爆發新衝突，為北約出兵提供了導火線。1998年中，我去威爾斯採訪加迪夫歐盟峰會。這場峰會本來是標誌歐元的誕生，歐盟全面投入運作的盛會，但會場內的聚焦點卻變成了科索沃問題。我在這次峰會上，充分聆聽了歐洲政治和新聞界對南聯盟和科索沃問題的看法。個人感覺是，雖然南斯拉夫倒了，但歐盟並不打算容忍南聯盟的存在。

來自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的民眾加入示威行列（作者攝）

歐盟坐收漁人之利

　　歐盟當時遲遲不動，只是想躲在後面，等美國主導的北約打頭陣，坐收漁人之利。就此角度而言，我始終認為把美國視為北約東擴的唯一力量是不正確的，其實歐盟也積極配合北約打通東擴的障礙，是這場擴張行動的利益持份者。事實上歐盟國家也積極參與美國在中東北非的軍事行動，以爭奪石油及基建利益。

　　這就是為甚麼特朗普上台後對歐盟很不滿，認為歐洲國家在佔美國便宜。參加完加迪夫峰會之後，為了增加自己對歐洲事務的整體認知，我更覺得有必要親赴前南斯拉夫地區，實地瞭解塞族和其他族群之間的衝突細節，判斷科索沃問題的真相。

　　早在1996年，我隨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代表團訪問西班牙，結識了新華社資深記者江亞平。他當時剛結束常駐貝爾格萊德的工作，是首位踏足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戰地採訪，親眼目擊這個國家在內戰中瓦解的中國記者。他回國後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還送了一本給我。

　　在香港回歸前江亞平也調派到倫敦工作，我們自此經常見面。他因為曾親臨前南地區採訪，對當地內戰的原由和過程非常瞭解，對一些複雜的問題，不加思索就能詳細解釋一番。隨著北約進攻南聯盟的可能性上升，我開始籌措前往貝爾格萊德，自然就請老友教路，例如當地有沒有相對安全和方便工作的基站。

3名中國記者在空襲中殉職（互聯網）

聯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

　　他建議，在戰爭情況下最可行的棲身點就是中國大使館。我聽罷連連點頭，大使館不僅相對安全，較能保障電力、糧食和食水供應，在萬不得已時還可以跟使館人員一同撤離。雖然當時前往塞族地區要面對交通等各種困難，但如能找到工作基站的話，前往貝爾格萊德的最大障礙就解決了。

　　江亞平對前南地區較熟悉，答應我出發前代為聯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我也開始準備行裝與採訪器材，找尋合適時機「入場」。如前所述，當時巴爾幹問題並不是我的「本業」，於是我又被倫敦的日常新聞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至北約正式轟炸南聯盟後，全球新聞焦點轉向當地，我終於也等到了前行的時機。

　　不料就在此時，傳來大使館被炸消息，3名身處館內的中國新聞同行當場殉職，在此再次向他們致敬。如果我當時身在貝爾格萊德，不知道命運會是如何，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採訪沒能成行，是我記者生涯中很大的遺憾。

　　過去兩個多月，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等以色列城市，持續出現大規模集會示威和抗議活動，其中一個周末曾有多達50萬民眾上街。他們手舉標語牌，揮動以色列國旗，反對政府提出的修改司法制度的決定。這件事涉及以色列能否保持司法獨立，即西方民主理念所強調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再加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獨一無二，導致西方國家一些人對以色列走向「集權化」發出警告。在阿拉伯世界，人們擔心解決被佔領土上巴勒斯坦人身份與自治問題的「兩國制方案」（two-state solution）可能會成為泡影，令巴勒斯坦人永遠無法建立自己的國家。

（AP圖片）

政客醜聞纏身，強推「司法改革」

　　由利庫德黨主席內塔尼亞胡出任總理的以色列「極右翼聯合政府」去年年底上台，隨即推行所謂的「司法改革」，其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改變現有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程序，令政府領導人有更大權力影響甚至決定法官的人選。現在的法官是由律師等司法專業人士推選的，「改革」後則會由一個委員會來挑選，而政府委任的人士將在這個委員會中佔多數。二是為以色列議會(Knesset)擴權，令其可以經投票表決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而且只需簡單多數贊成票即可。這等於變相剝奪了最高法院制約政府和議會的權力，令「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體制名存實亡。以色列政府提出這些改革的理由是，民選的議員權利應大過非民選的法官。

　　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以色列沒有成文的憲法，而僅有《議會法》、《政府法》、《人的尊嚴與自由法》等12部基本法。以色列不使用陪審團制度，所有關於事實和法律的問題都由法官確定，並堅持無罪推定原則。這使得最高法院享有特殊地位和影響力。改變這一結構意味著以色列公民可能無法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民告官也難有成功的機會，因為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位的黨派組成政府，假如最高法院的裁決對政府不利，執政黨議員可以在議會內用簡單多數票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這意味執政黨領導人不僅可以獲得議會的授權，而且還能不受司法機構制約，實施集權統治。

　　內塔尼亞胡去年上台之前已經因貪腐問題受到司法部門起訴。有輿論認為，他現在全力推動「司法改革」，是想通過修改法官任命程序，挑選「自己人」出任法官，從而保證他下台後不會再被繼續審判，避免像韓國總統那樣一下台即被送入監獄。

西方擔憂集權，巴人建國無望

　　為了阻止「司法改革」，以色列民眾在上街示威的同時還展開了各種抗議行動，其中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包括以色列空軍飛行員拒絕參加飛行訓練，這是一貫在政治上相對中立的以色列軍人首次採取同類行動，顯示出反對「司法改革」在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歐美政府和輿論也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集權趨勢高度警惕，美國總統拜登前天（19日）在與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時強調，「真正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可以強化民主社會，而根本性的改變則應該在最廣泛的民意支持下進行」。美國民間人士的批評就更加直接，尤其是一貫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猶太人，如紐約前市長、傳媒大亨彭博和寫過《世界是平的》等多本暢銷書的著名作家弗里德曼。彭博本月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內塔尼亞胡政府在為以色列製造災難，因為商界和投資界人士已開始從以色列撤出，擔心未來的營商環境變壞，一旦缺少司法保護，他們就難以對抗腐敗勢力和政府的過分行為。弗里德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連發兩篇文章，呼籲美國猶太人站出來發聲，因為內塔尼亞胡正在毀掉以色列，而且這將會導致美國猶太人社群出現分裂。

　　西方關注的主要是以色列的民主體制，對於生活在被佔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來說，這種集權趨勢最終可能會讓巴勒斯坦人建立獨立國家的希望完全落空，這是他們最為擔心的。過去幾十年中，歷屆美國政府都支持「兩國制方案」，也就是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阿拉伯被佔領土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與現有的以色列國和平共處，但這一夢想正變得愈來愈難實現。

　　內塔尼亞胡能上台執政主要是得到了極右翼政黨和宗教保守派的支持，這部分右翼人士主張無限度地擴大猶太人定居點，憑藉以色列的軍事力量永久佔領約旦河西岸愈來愈多的領土。如果這個執政聯盟靠「司法改革」擺脫了原有的制約，只會進一步侵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令巴勒斯坦人實際控制區不斷萎縮，最終沒地方建國。

外界影響無效，集權趨勢難轉

　　雖然拜登在電話中施壓，但內塔尼亞胡似乎無動於衷。在通話後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僅宣布對法官任命程序的改革方案做一點點微調，就算是給美國一點面子。內塔尼亞胡知道，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夥伴，打擊以色列政府只會令美國利益受損，因此美國的反對不會落實到行動上。看來內塔尼亞胡的目標遲早會實現，以色列會更趨向集權，全球逆民主化勢力則會進一步壯大。這說明了甚麼，又預示著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