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才走多久？英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似已恢復了故態，唐寧街和西敏寺的首相、議員們再度投身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波與經濟旋渦，艦隊街小報也無可救藥的重拾追蹤王室八卦陋俗，反正各種花邊新聞的來源總不會枯竭。但沒有了女王的英國，還是免不了要面對來自內部的劇變。

白高敦（左）與貝理雅（右）一同締造新工黨（美聯社）

 
　　唐寧街的保守黨首相已經換了一位又一位，最新民調顯示，執政黨民意支持度比在野工黨落後20個百分點。如果此時宣布大選，連首相辛偉誠都會輸掉他在約克郡的議席。所謂「醜婦終要見家翁」，保守黨執政內外交煎，距離大選的日子終究不會太遠了。

　　沉寂多時的在野工黨，也在此時提出了憲制改革建議，作為來屆大選的重頭戲。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內容，就是把現時上議院的世襲和王室任命制，改為選舉產生。考慮到當前英國面對的最緊迫問題，似乎是圍繞著脫歐、俄烏戰爭而引發的通脹和經濟衰退等等，工黨把憲制改革列為競選主議題，初看起來似是牛頭不對馬嘴，但從工黨的執政歷程一路溯源就不難察覺，該黨在即將揭幕的選戰中，為聯合王國內部的長治久安，獻上了一根「救命稻草」。
　
工黨「橋王」白高敦操刀
　
　　工黨提出的憲制改革建議究竟有何意義？我們首先要從報告的負責人白高敦身上找答案。白高敦在工黨黨內外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和工黨另一位重量級人物貝理雅識於微時，在1990年代雙雙成為黨內少壯改革派領袖。當時貝理雅主外，白高敦主內，一同締造了「新工黨」形象，在1997年5月，即香港政權移交前兩個月，成功結束保守黨長達18年的執政。

　　白高敦為工黨運籌帷幄，被視為該黨「橋王」級人物。據說他和貝理雅有「城下之盟」，一旦工黨執政會輪流出任首相。事實果然也如此，貝理雅在1997年成為唐寧街10號主人。而白高敦則坐上內閣第2把交椅，成為唐寧街十一號財相官邸的主人。兩人繼續做了10年鄰居，當貝理雅於2007年離任後，白高敦接替其黨魁位子搬入十號，成為英國首相。

　　相對於保守黨主張脫歐，維護英國王室主權的政治理念，貝理雅和白高敦締造的新工黨正好相反，他們執政期間對外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合作，積極推動全球化進程，加強與歐盟的整合，對內則在蘇格蘭、北愛和威爾斯推動權力下放。

　　順帶一提，白高敦和貝理雅都是在蘇格蘭土生土長。而前者在任財相期間頗多大手筆，例如將利率決定權交給英倫銀行。早前保守黨女首相卓慧思欲收回是項權力，結果引發金融城大風波，可以說是中了白高敦的「伏」。

工黨在女王去世後提出上議院改革建議（美聯社）

 
香港交接影響英國權力下放
　
　　也許很多讀者並不知道，工黨當年下放地方自治權力，其實也是在1997年後，把香港政權交接的部分經驗運用到了蘇格蘭等地。問題是，保守黨和工黨在有關問題上南轅北轍。保守黨執政後推行脫歐和收緊倫敦對英倫三島的控制，與地方自治政府的關係日趨緊張。

　　例如，蘇格蘭首席部長兼民族黨黨魁施雅晴便在英國脫歐後強硬推動第二次脫英公投，與保守黨鬧僵。由於蘇格蘭是工黨的傳統票倉，這就給該黨帶來兩難：一方面，工黨和保守黨同樣不會接受聯合王國的四分五裂；可是另一方面，工黨又不能像保守黨般展示強硬，否則會動搖該黨在蘇格蘭的支持度。因此，白高敦的憲制改革建議，正是就聯合王國的統一提出工黨的主張。

　　有關憲制報告僅提出原則和方向，對於上議院如何改為選舉產生尚無細節。然而目的卻是顯而易見的：一旦由世襲和王室委任改為選舉，英國的上、下議院制度就變得更像美國的參、眾兩院制。值得回顧的是，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亞當斯，在1776年醞釀建立選舉產生的參議院時，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確保英國在美洲的各個殖民地州，順利過渡至合眾國。

王室花邊新聞不斷，圖為哈里王子及妻梅根（美聯社）

 
仿參院制度維繫聯邦
　
　　此處還引出一個題外話，近來有關美國選舉制度的主要爭議點，就是各州的投票比例不一致，而導致總統參選人贏了總票數卻未能入主白宮。這種意見實際上沒有考慮到美國立國之初，包括總統及參院選舉的憲制安排，都是以州為基點，並致力令各州之間既不讓「大魚」吃虧，又不讓「小魚」被食掉，否則聯邦制度也難以維持。

　　相反，當前英國保守黨對於蘇格蘭等地的憲制立場，其實和18世紀英王喬治三世時代如出一徹，即英倫三島及屬地的管治權歸於英國國會，而不是地方政府。白高敦的憲制改革方案一旦進入細節，極可能是仿傚美國參院制，即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劃分均衡的權力配額，使之成為「新英國」的憲制權力「護法」，並憑這個安排化解地方政黨的分離運動。

 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中）推動第二次脫英公投（資料圖片）

 
英國王室地位邊緣化
　
　　果真如此的話，顯然會嚴重衝擊英國的傳統憲制理念，尤其是邊緣化英國王室地位。女王去世之後，英國王室威信大不如前，似也為工黨帶來了挑戰王權的契機。但新的問題是，如果上議院將來的責任是改革並監督憲制框架，它和下議院的權限又該如何規劃？
　
　　如果一切問題都能理順並可供實踐，工黨確實為英國化解內部離析壓力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可以預見的是，這套方案會受到保守派政黨和保皇民眾強烈反對。工黨如果處理不當，這根稻草也有可能變成火苗，引燃英倫三島政治矛盾的乾柴。

 　　德國近日舉行聯邦州議會選舉，被視為極右政黨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竟然在前東德的東部地區有不錯成績，除在圖林根邦(Thuringia)獲32.8%選票勝出，又在薩克森邦(Saxony)獲三成選票排行第二，跟著是布蘭登堡邦，民調亦顯示AFD有機會再下一城。這引起各方特別是投資界極為關注，不禁問，柏林圍牆真的倒下了嗎？

　　雖然AFD離執政尚遠，但足以為德國主流政治敲響警鐘。這可謂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讓極右勢力衝破紅線，向著執政標竿直跑，使總理朔爾茨和其執政聯盟看得冒出冷汗來。AFD成立於2013年，在政綱上表明反歐盟、反歐元區、反穆斯林移民，有不少學者甚至指該黨思想含有納粹成分，這實在觸碰了德國的歷史傷口。德國一直嚴防納粹思潮再度萌芽，可是AFD的出現兼他們今次地方選舉的表現，卻狠狠刮了德國主流社會一大巴掌。

AFD支持者出席圖林根邦地區選舉的拉票活動，並高唱國歌。(AP)

　　大家紛紛好奇，東西德於1991年統一後，究竟德東的發展情況哪裏出了錯，成為極右力量的土壤？這讓我想到我在2019年前往柏林採訪柏林圍牆倒下30周年，趁著這個機會專程跑到德東了解當地經濟和民生生活，與西邊有多大分別，以及聆聽人民對統一30年的心聲。

　　第一次前往柏林是在圍牆倒塌之時，30年的時空，滄海桑田，無論個人與國家都變化了很多。談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我在當年認識的東德朋友都提出，新德國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撰寫的，並反問我，柏林圍牆是否真的已倒下？

　　一位前東德藝術家這樣說：柏林圍牆倒下，只是西德人自己這樣認為。事實上，在東西德統一整整30年裏，東邊的人最感沮喪的是，隨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消失，他們連歷史話語權也跟著喪失，甚至過去的一切都給全盤否定了，西邊的人成為他們的代言人，而西邊的人解讀當年一連串歷史事件，都已定出他們的標準立場，世界就從他們的視角去審視新德國的歷史。

柏林圍牆倒下後，西邊的人彷彿成為東邊的人的代言人。(AP)

　　回顧歷史，東西德的出現，可說同樣是站在反納粹德國（第三帝國）基礎上，所確立出來的兩個政體，進行不同的實驗。當然你可以說東德是蘇聯擴張的產物，但有東德人卻反問，西德統一東德的過程裏，何嘗不是一種殖民？他們稱之為「自由殖民主義」。當柏林圍牆倒下，東德的政治進程旋即由西德執政黨主導和規劃，而勇敢推動簽名運動要求改革的東德知識分子，卻要靠邊站，等候照顧。

　　還有誰會耐心研究東德人當年的革命追求？西邊的人看東邊，屬於偷窺式的，用負面的眼光去進行一種歷史論述，把東德描繪成與「第三帝國」無異。現在應是時候傾聽另一些人的歷史了。

　　記得數年前我在歐洲議會訪問「左翼」黨(Die Linke)時任主席嘉比．森瑪(Gabi Zimmer)，我們一見面就談了將近3小時，直至夜幕低垂，議會辦公大樓下班人潮已過，變得空蕩冷清，但嘉比仍興致勃勃地回答我的問題，最後就像是兩位老朋友在聊天。

嘉比．森瑪少年時是東德共青團成員，對歷史大變局五味雜陳。(AP)

　　嘉比的助手表示，過去記者來專訪，問的都是當前德國的政治和歐洲議會與左翼政團的難題，但我一坐下，就問她的家鄉在前東德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故事、久違的記憶、她兒時的生活，還有少年時代的夢想。原來她的父親是共黨政權領導層，而她則是共青團成員，她和父親經常爭論國家如何改革，特別是共黨的改革。

　　當柏林圍牆搖搖欲墜時，嘉比和大部分共青團朋友紛紛額手稱慶，對未來充滿憧憬，他們原以為可以來一場黨內革命，趁機踢走守舊老人，但從來沒想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竟然就這樣消失了！原本的革命來了一個急轉彎，被動地融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為新德國一員，他們在錯愕中面對變局，只得慌忙補課。

　　這是他們那一代年輕人悲喜交集的記憶，五味雜陳。現今已很少人談前東德，連她具有歷史意義的國會大樓也被新德國拆毀了。不少年長一輩的東德人，感到他們的身份認同與過往生活，也受到剝奪，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想走回頭路，不，沒有，若要重新選擇，他們還是選擇民主與自由，只是過去一切仍是他們生命重要的部分，不希望東德在歷史被逐漸消失。

德國的大型花車巡遊，曾諷刺AFD是新納粹勢力。(AP)

　　換言之，德國東西之間仍存在一幅無形的心牆，兩邊的經濟差距在統一初期更是明顯，破落的東邊和現代的西邊，令人恍然明白，心牆加上經濟鴻溝，一直拖著德東的後腿，年輕人尋求工作機會紛紛往西邊發展，德東的老齡化使得該地區愈趨保守；加上過去10年隨著阿拉伯多國內戰湧進德國的難民激增，他們多選擇生活指數較低的德東暫居，使得德東的新移民壓力不斷上升，即使德國政府投放資源欲大力發展德東，亦無法抵消德東種種社會問題帶來的後遺症，遂令極右勢力有機可乘。

　　今次要面對新納粹勢力如何透過民主走入建制，不僅是德國的挑戰，也是整個歐洲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