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23條立法的程序，終於啟動。1月30日保安局發布了「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當中把原本《基本法》中列明的七宗罪歸納為五宗罪，在一個月內向公眾收集意見。如無意外，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方案，今年底以前便會成為正式法律。

　　此事拖了二十多年，亦曾掀起過軒然大波，可算是香港當代史中的頭等大事。我沒見過相關的統計數據，不知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無此消彼長，但相信今天的支持者比當年更堅決，反對者也更欲去之而後快，只是們已無力左右大局矣。

香港在這20年中究竟出了甚麼變化，以致23條從「可以等一等」變為「事不宜遲」？（保安局網站影片截圖）

　　2002、2003年初推23條時，社會很可能並無強烈共識，認為在香港可搞出甚麼損害國家安全之事？立此法的目的在於盡起憲制責任，防患於未然，而不是有感於國家安全受到了甚麼嚴重威脅。況且港人一向慣於散漫，國家意識在一部分人心中並不強烈，所以此法的公眾支持度或許並不足夠。我一向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若立此法，雖然不大可能會誤蹈法網，但生活言行中總會付出點失去部分自由的代價，既然得益不明顯，難免要問為何要付此代價？

　　經過了超過20年，情勢已大起變化。早在10年前佔中尚未發生時，我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已表明支持23條立法，此事引起《蘋果》的不滿，用了半版自編的「報道」亂罵一通，但其記者以後還是常要找我評論諸事，我對其編採的客觀性已失去信心，便只有叫記者通知其編輯，我不會再接受其訪問。在這20年中，究竟出了甚麼變化，以致23條從「可以等一等」變為「事不宜遲」？我認為有三大變化。

中美關係變化 港須增防禦力

　　第一是中美關係。二十多年前，美國國內並非沒有政客欲將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扼殺於萌芽，但其時中國輸出了大量價廉物美的消費品，美國是受惠者，其通脹有效地被降低。今天中國亦有繼續輸出消費品，美國同樣受惠，但中國不少高科技產品已經可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且兩國之間經濟差距迅速收窄，這種情勢使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長期恐懼與仇視中，不但顛覆中國之心暴露，而且早已付諸行動。經歷過佔中與黑暴，又留意近年國際形勢的港人，除了頭腦閉塞者外，都可看得一清二楚。從前美國或許不至於大規模滲透香港，策動有損中國國家安全之事，但過去一段時期，這恐怕抵賴不了。既有事實先例，沒有23條本地立法，香港的防禦力便有所欠缺了。

在2019年黑暴期間，不難發現美國對香港的滲透，暴露顛覆中國之心。(Shutterstock)

　　第二是香港的公眾教育頗為失敗，孕育出一大批觀察力、獨立思考力與智慧皆缺的黑暴分子，這些人容易被有心人煽動，利用了香港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有風駛盡，行為無度失控，在黑暴期間其顯示的破壞力，使守法的港人大開眼界。23條立了法後，他們的自由會受到約束，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會受到較大的掣肘，但其他本來便守法的港人，自由總也會有點受損。這情況有點像911以後，世界各國機場的保安都會加強，為旅客帶來不便，但我們總不能埋怨執法者或機場保安人員，要負起責任者，顯然是施過襲擊的恐怖分子。由此論斷，對23條感到不便的人，冤有頭債有主，是不理會國家與人民安全的黑暴分子的長期搗亂破壞，才迫使我們要事事提高警覺，不能過著漫不經心得過且過的生活。

　　第三是犯罪行為往往會形成動態經濟學中的多均衡點模式。在犯案率很低的大環境下，就算政府不花費大資源去打擊損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會犯此罪的人也很少，因為無人敢犯，你卻去犯，你便會顯得突兀，一下子便被認出而伏法，所以很少人敢於造次。但倘若叛國分子因環境太寬鬆而廣泛滋長了起來，犯罪者眾多，社會就算用上大量資源也不易檢控犯罪分子，此種情況，香港幾年前已親歷過。

霹靂手段 挖出隱藏犯罪分子

　　有此態勢出現後，解救之道是治亂世用重典，亦即大力增加犯罪者犯罪的機會成本，把刑罰加重，並用更多資源調查及檢控黑暴分子，使他們知道，若有犯罪，其被罰的概率會大幅提高，罰則也會更重。

揪出隱匿的叛國分子，對維護國家安全十分重要。（資料圖片）

　　諮詢文件中確有一些建議是動真格的，例如「隱匿叛國」便頗辣。對叛國者的行為知情不報會犯法，這與源自商朝，被墨子系統化、商鞅實踐推行的「連坐法」有共通之處，但也不盡相同，只要把知道的叛國分子檢舉出來，便不會被株連。也許霹靂手段過後，隱藏的犯罪分子被挖出，軟對抗無疾而終，便不用花太多資源去為23條執法。

（本文原載於2月9日《香港經濟日報》）

　　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為1952年的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線，接著代表GDP的曲線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線。

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在古代長期停滯不前，於近代卻突飛猛進。(Shutterstock)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方面，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中國的生產力急起直追，於約2015年，總體GDP又再超越西歐。(AP)

食物產量增，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她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她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她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她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兩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兩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著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她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年至1022年）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食物生產力提升，能增加人口。(Shutterstock)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地區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增加。為甚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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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為何會掉入「貧窮陷阱」？

　　－諾獎得主Abhijit Banerjee與Esther Duflo指出：「人會一生貧困，是因為他們掉入了貧窮陷阱裏。」

　　－花錢尋求慰藉：窮人光是求生存就夠忙，沒剩餘的錢用來長期投資；活在當下比未來實際多了，因此多半沒儲蓄習慣；只要能讓生活增加「滋味」，寧願去消費。

　　－缺乏有效資訊，無法作正確決策：窮人因缺乏足夠的資訊做對的決策，因此總是把錢花在昂貴的治療，而非廉價的預防。

　　－缺乏後盾，害怕冒險：對窮人而言，創業一旦失敗，他們缺少一些機制來翻身，因此不敢賭上身家冒險。

（本文原載於9月6日《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