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新秩序

　　數碼營銷已是企業品牌經營重點環節，懂得相關知識，對入行以至職場發展都有幫助。有業界人士看準本港社交平台使用普及，但對品牌營銷的實作知識資訊就不夠熟悉，開設主打相關題材的知識型社交專頁「Social More HK」，為前線的「小編」與設計師等，提供資訊與交流平台。

Social More HK專頁團隊表示，最初成立專頁只是無心插柳，但發覺有不少支持者想要獲得營銷設計的知識，便開始用心經營。左起：彭裕雯、楊惲、關卓泓。（受訪者提供圖片）

　　Social More HK的Instagram（IG）專頁於去年初開設，至今已累積逾11萬粉絲、刊出逾200篇有關各項營銷、設計的心得與貼士。創辦團隊的楊惲（Winny）、彭裕雯（Anna）與關卓泓（Nick）分別從事營銷、用戶介面體驗與設計的工作，日前受訪時分享，希望透過該平台將這幾個互相有關連的領域作介紹，讓從業員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追蹤業界最新資訊。

儲顧客資料 卻不知如何用

　　Winny在數碼營銷業界曾撰寫數碼營銷主題書籍，亦有向企業提供項目建議。近年數碼營銷發展之快，平台此起彼落，她就教路，企業數碼營銷工作已不能再單靠由公眾平台帶來客流，當前重點是加快培養品牌或網站的自有流量，加強客戶的黏著性。她解釋，私隱關注、Cookies退場等趨勢下，品牌本身已愈來愈難在網上吸客，香港的情況尤其複雜。但有個別品牌，雖然數碼廣告的效果愈來愈差，但因能透過移動應用與數據，進行精準推廣，成功鞏固忠誠度，持續經營品牌。

　　不過，香港中小企預算有限，未必有餘力經營大規模的會員應用程式，而就算做線上推廣，亦因對象（targeting）不明確，常有花費預算但事倍功半的情況。有企業就選擇加入大型平台開設網店，她認為：「加入大型平台或可帶來方便，但仍要有自己的地盤，就算只是信息群組或電郵名單也好，參與其他人的平台，亦要嘗試將流量引到自己手上。」

　　Winny舉例，曾與一個保健品品牌商討，該品牌手上有數萬個顧客的消費資料，儲存在公司資料庫，但負責人卻「不知有何用途」。她認為，只要經過整合分類，善用這些數據接觸客人，已可達到不錯的推廣效果。

港從業員不易做 有心理準備

　　數碼營銷工作節奏快，但因有未來發展潛力，亦有不少年輕世代對該行業有興趣。談及行業苦與樂，一眾Social More HK的成員分享，香港其中一個困難，是「靚嘢無人欣賞」。Winny笑稱，之前一間大企以巨額修改品牌標誌，香港輿論普遍不以為然，可見港人主流未必懂得欣賞設計理念的價值。此外，本港客戶亦略偏保守，「知名品牌在內容設計、選擇代言人等方面，會有很多考慮，不一定是因為預算問題。」

　　Nick表示，作為「前線員工」，挑戰是將設計理念向客戶正確地傳達，「客戶或只關注第一眼的靚或唔靚，未必會想太多。」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只對客戶說「我覺得應該怎樣」，而是要用研究準備，針對客戶需求作提案。

　　他續指，入行前或會對工作有很多幻想，但現實就未必太如意，「做完的作品，可能因為客戶一句話已要推倒重來。」而且，項目上未必可盡情發揮，入行前必定要有心理準備。但他指，一直努力累積作品集與口碑，日後總會有機會讓人看見。

　　近年來，不少年輕人選擇離開全職工作，成為Slasher、Freelancer甚至Digital Nomad，但當熱潮趨於平靜，他們發現自由的代價遠高於想像。

　　在社交媒體上，關於數字遊民、YouTuber、KOL的分享常常被熱捧。三年疫情，很多年輕人開始只工作，不上班，他們辭去全職，將自己從城市中連根拔起，遷徙到葡萄牙、西班牙、印尼、泰國、布吉島、日本等等。

　　近10年數字遊民呈快速增長趨勢，綜合多方面數據估計，截至2023年底，全世界數字遊民和潛在數字遊民人數約在7,000萬到1億之間。

　　2023年下半年起，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相繼對某些國家公民開放免簽入境，這對那些正思考著下一步要去哪裏的數字遊民來說，是巨大的催化劑。

　　2004年，地理套利（Geospatial Arbitrage）的概念首次出現在《Forbes》上，指的是那些在高生活成本地區賺得收入的人，通過將日常開銷轉移至低生活成本地區，從而實現強勢貨幣收入的購買力。

　　理所當然地，這些初代數字遊牧主義的踐行者，也主要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地理套利是指利用不同地區之間的價格差異來獲利的策略。這種套利策略的基本原理如下：

　　1. 識別不同地區之間同類商品或服務存在價格差異。這可能是由於當地的供給和需求、成本、稅率、監管等因素造成的。

　　2. 在價格較低的地方購買商品或服務，然後在價格較高的地方轉售。

　　3. 通過及時捕捉和利用這種價格差異來賺取利潤。

　　地理套利在某些行業和領域非常普遍，例如

- 房地產投資

- 跨境電商和物流

- 金融投資

- 遊戲、軟件等數字內容

　　在這個看似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流動牧場裏，究竟是誰在追求自由，他們又為何開始自嘲為數字難民？

　　很多數字遊民的社交媒體，他們會宣稱自己月收入多少萬、去了多少個國家、認識了多少形形式式的外國友人。

　　幾年過去了，社交媒體上逐漸出現另一種聲音，那些裸辭後的年輕人，更多目睹關於自由和自我實現話語的另一面：工休不分、朝不保夕，以及跨國流動的不平等。

　　有趣的是，我看到很多數字遊民的工作就是教人做數字遊民，或是幫人辦理諸如簽證手續之類的，總之，就是賺數字遊民的錢，吸新進者的血。

　　數字遊民勝地的背後寫滿了割裂，而很多人在東南亞只能當數字難民。其實，不用上班，就是隨時隨地在看不見的地方上班。

　　例如：巴厘島的co-working空間價格一天平均要100元，當然這還只是辦公的價格。至於咖啡店，消費一杯25元起步的咖啡，他們會給你提供Wi-Fi密碼，包含3個小時的使用期限。當你待滿3個小時，Wi-Fi就會自動斷開，目光所及的基本都是白人。

　　我最近看到一份最新的數字遊民統計報告，數字遊民平均年收入在5萬到12萬美元之間，但在香港，很多上班族都達不到這個收入水平，我身邊認識的很多數字遊民也根本達不到。

　　然而，這所謂的勝地，並不是為香港人準備的，90%總有一天還要回去上班。

　　你如果過兩年再回來上班，職場裏面都是比你小的同事，甚至有做你領導的，你能接受這樣的落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