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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介紹現代經濟學家佛利民的一段名言：

　　「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效果，又不講節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生於1912年，2006逝世。

　　佛利民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他提倡小政府主義，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干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

　　前面引述這段話，最通俗和清楚地解釋他經濟理論的基礎，是源於人性。

　　自由經濟絕大部分都是私人企業，即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經濟都得到穩定發展；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人類史上，極少國有企業是辦得好的。

　　但有些牽涉社會大眾的事業，私人企業不會辦，因為無利可圖。比如公共交通設施、城市建設、社會福利等等。這些事業近年很多都由政府直接經營改為公營。也就是成立可以由公眾持有股份的公司，管理者不屬於公務員體制，管理層向公眾負責之外，也要向股東負責。總的趨向是政府直接經營的愈來愈少。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說過一段名言，她說，我們應該永遠不要忘記，政府不賺錢，錢都是老百姓賺來的，如果政府想多花錢，那它只有榨你們的錢，讓你們多繳稅。政府花錢，埋單的人就是你。沒有甚麼公帑，只有納稅人的錢。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 (rthk.hk)。

　　可以的話，我其實並不希望有那麼一個契機去寫李怡先生的生平，無奈生死就是如此讓人措手不及。

　　作為小輩，多年前得知有幸跟李怡在同一平台上發表文章，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悸動。2008年，家父病歿，有段日子我陪在患上抑鬱症的母親身邊，即使活了那麼多年，早就看透了生離死別，但失去老伴的感受，身為女兒的我還是無法以第一身去體會母親的痛。

　　一種無奈的巧合，李怡的妻子梁麗儀女士也同於2008年底因病離去。而2011年出版的《念情》，正是李怡結集了從妻子病榻、身故與及他獨活時所寫的文章。絕少在專欄內吐露個人情感的男子，當心痛到無可救藥時，也只能藉寫字去抒發情感。從他的字裡行間，我深切感受到未亡人的哀慟，正如他自己所形容：自以為理性堅強，不認為自己是弱者，到頭來發現自己也是感情軟弱的平凡人。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她離去後的那些無眠晚上，李怡將心聲化成輓聯，既刻在亡妻靈石之上，也烙在他的心中。

　　　李怡跟梁麗儀是中學同學，及後梁麗儀返回內地繼續升學，兩人靠書信往來，從好朋友變成情人。即使成婚後，兩人仍然長時期分隔中港兩地，但物理距離沒有造成感情障礙，反而令他們更珍惜每個團聚的片刻。

　　受文革、政治及個人背景問題，他們婚後首二十年受盡了脅逼，李怡曾經問妻子，要不是兩人共同經歷過那些壓力，會不會反像普通夫妻一樣，不懂珍惜以至離婚收場？妻子斬釘截鐵的一聲「不會」，顯露了她對愛情的執著，也是對他的恩重情深。李怡記得她說過自己從沒做過任何傷害人的事，對得起丈夫，對得起家庭，一生問心無愧，這反教自問沒那麼光明的他慚愧，而自責就是他所得到的懲罰。

　　假如沒遇上梁麗儀的話，這世上便不會有「李怡」。「李怡」是筆名，是他們起初談戀愛時，隨女友名字諧音而來的，一用就是大半生了。而70年代他亦曾以「齊辛」之名發表了分析中國局勢的文章，當中多半是由妻子撰寫初稿，再由李怡重寫，「齊辛」是齊心及齊齊辛苦之意。二人合作有成，鞏固了李怡的政論家地位，他的事業，他的人生，無不與妻子有關。

　　有次梁麗儀輕微中風，病癒後他們不時談及生死問題，妻子總是說著希望自己比丈夫先走，否則她獨個兒留下來必然受不了，結果也只會隨他而去；「好吧，就讓你先走吧！」李怡哄著她。情深的李怡當時也許並沒想過，自己也差點捱不過失去老伴的悲愴。

　　最終妻子如願了，她的肉身先走，但她的影子、聲線卻彷彿從未曾離開過李怡。想過追隨亡妻的念頭，化成了《念想》內的一字一句，是寫作和閱讀把他拯救過來。

　　一等十多年，這一刻，你們重聚了沒有？

　　願一路走好。